9月15日 堪忧的政绩工程
在一县范围内，要对县、乡、村、户四级诸种情况作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没有县党政首脑的理解与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要对全县的诸种问题作自由而详细的调查，要得到县党政一把手的全力支持，也是十分困难的。一县如此，一乡、一村亦复如此。因为此类调查将触及许多忌讳。作为一个官吏，他们对我这个“调查者”是“设防”的；作为一个个人，他们又把我当作朋友与老师，十分愿意与我长谈。此类访谈，或能得到许多社会信息或发现真正的问题，但你无法就此类问题作广泛而深入的自由调查，以便作出全面而客观的判断。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忌讳与防范，或许是中国社会实证研究如此不发达的基本原因。
在该县，能让我自由进入各类“调查现场”的条件十分缺乏，走访三个村，如此而已。于是想早点结束舞阳之行，返回开封，然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出席的报告会——这是他们请我来舞阳的主要目的——要推迟到18日晚。所以，这三四日时间只能在旅舍整理材料，准备报告提纲。
上午9时，县某办公室主任来旅舍求见。说是“有许多问题多年来积压在内心，但找不到可商讨的人，今日得便，特来请教”。他的履历，与前日来访的两位小官吏十分相似：原是中学教员，在强调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80年代初、中期，他弃教从政。先到乡政府做秘书，后调到县政研室，次又调到县某办公室，前年出任主任一职。在干事、副科级别上转悠了10余年，方得到姗姗来迟的正科。如今已40岁有余。据他说，在县、乡党政机关内，如他一般经历者占有很大比例。另一主要来源是退伍军人。近些年来，由大专、本科毕业而直接分配到县、乡机关的，也不少。
他说，最令他困惑的是“如何估价广大中西部地区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民以及如何估价承包制农业的经济发展潜力这两大问题”。这位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在城市中接受过大专教育的县城知识分子，对农民阶层的评价甚低：分散、落后与愚昧。土地承包制与集体化相比，固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单位产量。从1985年前后起，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潜力已发挥殆尽，而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弊端却日益显示出来。农业经济原来是一种低效且脆弱的经济，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家庭更是一种脆弱的组织形式。如今农村的家庭差不多是核心家庭，只要其中一个长期患病或残缺或智力偏低，这个家庭便无法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在农村，这样的家庭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他们却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关键的问题是家庭经济的规模实在太小。我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比全省的人均耕地面积还略多一些，四口之家，也只有6亩耕地，且地块分散，靠天吃饭，家庭经历的发展潜力到底在哪里。“富民工程”要求农民拿出一部分耕地出来发展经济作物，要求农民发展庭院饲养业。如果切实推行这项计划，多少可以增加一点农户收入，但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大。经济规模如此狭小且脆弱的农户，是承受不起较大的市场风险的，恰如经受不起较大的自然灾害一样。总之，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地方政府想通过一个“富民工程”，去“激活”乡村干部，去“激活”农户，逼他们快速致富，动机善、心愿好，但这个“富”是“逼”不出来的。就河南全省的情况来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温饱基本解决，发展后劲乏力。”需补充的是：一旦发生水旱之灾，温饱也成为一个大问题。
他说，承不承认内地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这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渐进。每个农民都知道，种上的庄稼有个自然发育的过程。要使庄稼长得快长得好，只能在良种选择、施肥、浇水、除草治虫方面下力气，而不能拔苗助长，然而，内地干部特别爱做的事，恰恰是拔苗助长。此时，我插话说，我赞同这两个重要判断及其结论。对于内地农业大县来说，承包制下的广大小农，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问题，内地农民是否愚昧，姑且不论。但他们确有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也能对市场价格——包括农副产品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作出积极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内地落后于沿海则有之，但并不愚昧。的确，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我们才能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去看待内地的农民与农业。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才能明白行政体制改革对内地具有更紧迫的意义：一是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必须精兵简政，这是能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所在。二是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即从指令经济的习惯职能上切实地转移到服务上来。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无权指令农户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有责任引导农户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同时引导各分散农户进入全国性的大市场。如何将各分散且缺乏组织能力的农户与大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户这只小船不致被市场的狂风巨浪所掀翻，这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这位主任苦笑着说：“精兵简政、转变职能，是中央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但说说容易、做到难啊。精兵简政，就是打掉别人的饭碗，谁愿做招人忌恨的事。内地官场，只有服从上级的习惯，只有开会发文件，坐办公室的本事，如何去转变职能？”
他接着说，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中部农村，要用三五年时间，或八九年时间，接近或赶上东部沿海地区，那是不切实际的。对河南来说要使绝大多数的乡村与农户在2000年进入小康，也是不现实的。充其量，只能树几个小康示范村。然而，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新官上任，总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劳民伤财。上级政府把“超常规”发展计划，内容、项目、指标层层分解到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官员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又层层加码。到时无法落实，只好在报表、数值上做文章，浮夸、虚报之风由此而起。“拔苗助长，急于求功”，其原因有三：一是河南人的一个传统，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全国以河南为甚。二是因为落后故要迎头赶上的急切心理。三是突显政绩，邀功求升。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经济发展中的“量力而行”原则，恰恰被忘得一干二净。
他又说，县、乡党政一把手的频繁调动，是产生政策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新官上任，多求一年初见成效，二三年大见成效。能初见、大见成效的政绩，莫如拓街筑路，起楼架桥。这不是说，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不重要，问题是要量力而行，且要注意投资效益。既入仕途，要求迁升，也是人之常情；升迁要凭政绩，这总比凭裙带人情关系，甚至凭权钱交易迁升好得多。问题是什么叫政绩，如何显示政绩？衡量政绩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而不是别的什么。然而上面制定的干部考核指标，违背这一精神，且考核的方法主要是听汇报，最多是看一看，能走马观花看出来的政绩，大体是些基建项目。这些年来，河南各县的城镇，道路建设发展很快，但经济发展后劲越来越不足，其根源就在于此。
这位主任所谈问题及观点与前日来访的两位官员所谈的十分相近。我问主任：“县乡官员们平时相处，是否常议论这类问题，交换各自看法？”他说：“几乎不议论。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虽然现在言论比较自由，但还是谨慎些好。再说，县、乡干部，整日忙于事务与应酬，无暇读书与思考，也没有这个兴趣。能思考点问题的人并不多见。官场嘛，对独立思考总是很忌讳的，只需要听话与服从。”我想，各自独立的头脑在无交流情况下思考同一问题，且站在同一立场思考同一问题，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此类问题的普遍性。我们对地方政治问题的研究应从这些普遍被感觉到的问题出发。
两人会谈，持续3个多小时。
下午，独自在旅舍整理调查材料。内有一份某乡镇1994年11月10日制定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与规划”。让我们来看一看该乡镇的决策者们在任3年内完成的投资项目：
一、七项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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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自来水工程。整个工程分三期完成，第一期已投资32万元（二三期未作预算）。从其工程量来看，二三期恰是第一期工程的2倍，估计总投资近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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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开发。建乡镇变电站一所，计划投资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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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设。计划新修、拓宽、整修、硬化道路12条，总长25公里，总投资96万元。同时拓宽环乡主干道30公里。（此30公里主干道未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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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通讯设施建设。建电视中转台、有线电视台各一座，程控电话300门，总投资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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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建设。在镇区建迎宾馆一座，总投资预计600万元，1997年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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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幼儿园建设。建具有一定规模与档次的中心幼儿园，计划投资60万元，1995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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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公厕建设。共建公厕10座，计划投资15万元，1996年全部竣工。
上述7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投资1 751万元。
二、“五区”、“一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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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小区。共有六大工程：现代化影剧院，青少年文化宫，农机农技服务中心，新华书店与文化长廊。其中现代化影剧院，计划投资200万元；青少年文化宫，第一期工程计划投资100万元。（其余工程未作预算）共投资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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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小区。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占地30亩，总投资3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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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小区。占地200亩，内建8大企业，1994年10月已建成玻璃厂一家，总投资300万元，估计年产值1 200万元，年利润300万元。（据说玻璃厂建成但未正常营运，这样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玻璃厂”全县还有好几家。）其余七家企业，未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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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小区。第一期工程占地100亩，投资2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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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小区。第一期工程占地30亩，投资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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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即开发某公路段北侧绿色经济带，3年内将现有1.4万亩苹果基地扩展到3万亩（注：全乡镇共有耕地6.87万亩），“到1997年全镇有1万亩果园进入盛果期，平均亩产可达3 000公斤。再加上未进入盛果期果树产量，总产值可突破1亿元”。（注：市场价格波动因素全然被忽略了）
上述六项计划投入（包括已投入）共1 260万元。（不包括农户的投入）
三、乡镇企业建设。
该规划说：“在原有乡镇企业基础上，一是镇办企业要达到15个；二是各村都要办一个产值在100万元、利税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三是大力发展个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到1997年四类企业总数突破1 500个。”（注：乡村企业，没有开列投资预算。全镇共有33个行政村。）
四、农业区域开发（略）。
五、服务体系建设（略）。
根据上述三年规划，要完成七项基础设施建设和“五区”开发，至少得投资3 011万元。（若再加上15个镇办企业，33个村办企业，按其产值利润指标，每个企业投资以50万元计，总投资要2 400万元。）在这三年之内，到哪里去搞3 000多万元钱呢？该“规划”的制订者们告诉我们说，资金有五大来源：一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发动群众投资和搞义务工；二是吸引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进镇居住搞投资；三是“镇财政投入一部分”（注：1994年镇财政收入据“规划”统计是200万元）；四是争取上级有关部门扶持一部分（包括贷款）；五是千方百计引外资搞开发。
该“规划”最后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增强‘三化’意识，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发扬‘三敢’精神（注：三敢，即敢想，敢试，敢冒）。树大目标，干大事业，做大贡献……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协力，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齐全，环境优美，生态平衡的新型城镇。”
1994年，舞阳县党政制订了“舞阳县1994年经济快速发展计划”，于是各乡镇党政便有各自的“三年发展规划”。各乡镇所订计划，在具体项目与细节上或有差别，但在“大干快上”“敢想，敢试”的精神上，应是相同的。一县如此，我推测其他各县也是如此；各县乡上任执政所订计划如此，下任执政或也如此。总的精神是“快速致富”。大而言之，这也与我们民族近百年来，“求富求强”的企盼是相一致的。中国“大跃进”的最早设计者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实践者。方案与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大跃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理论，孙、毛两人并无二致。一个因落后而长期挨打、备受屈辱的民族，快速富强的欲望既正当又崇高。
我们备受经济落后之苦，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还饱经“敢想敢干，超常规，大跨度”的急切心理及在此心理影响下制定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之苦。我们不仅要与贫穷落后作斗争，还要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而制定的雄伟规划及其行政压力下的蛮干作斗争，因为正是这些主观的规划与实践，耗费了我们艰难积累起来的有限资源，从而延缓了我们的实际发展速度。我的总的想法是：宁可慢点，但要稳点，千万不能再穷折腾了。这对内地省县而言，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