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 村支书的贪污新论
上午9时，我等三人乘坐长途汽车离开汴京，北越黄河，经封丘、长垣、滑县、浚县、汤阴，抵达安阳，已是傍晚时分。
黄河之北的田野景观，与黄河以南并无二致：黄河两侧，凡引黄灌溉河渠所惠及的数公里，或十数公里的范围内，大多栽种水稻。在此范围之外，便是一望无际的玉米。时值秋收，不少农民已忙于田畴。公路河渠两侧，整齐的白杨树既卫护着路基河堤，也绿化着过于单调的平原。树丛掩映下的村落，远没有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样密集，但规模较大。我想，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特质与这条含沙量位居世界第一的黄河以及这片在土地特质、气候条件与饮水灌溉状况高度同一的黄河冲积平原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是一个迷人而复杂的问题。我们这个历来习惯于“向内看”、“向后看”的民族，自近代以来被迫“向外看”、“向前看”。处当今之世，一个不甘落后的民族必须“向外看”、“向前看”，然而同时也须“向内看”、“向后看”。如此方能确定民族的自我，才能确知“现处何地”、“从何处而来”、“将欲何往”、“下几步能走多远”这四大问题，否则必然滋生“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甚至“拔苗助长”的无限弊病。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车近滑县，（滑县是赵紫阳的老家。据说，“文革”初，赵被“打倒”，滑县的赵家祖坟被造反派所毁。后赵复出政坛，并升任总理，多次莅临河南，滑县党政领导托人请赵视察家乡，皆被拒绝了。）我与同时上车、邻我而坐的小伙子攀谈起来。这位善于观察与思考的小伙子，竟成了我极好的访谈对象。
一、他的经历与抱负。
这位小伙子姓王，18岁，初中毕业后辍学。河南内黄某村人。他说，如今是有本事人的天下。什么叫有本事？能赚钱就是有本事。有了钱，不仅生活可以过得比别人好，而且受别人尊重。守在村里，围着那几亩土地转，农民负担又重，能图个温饱已不错了，哪里赚得了钱。没有钱，不要说被人瞧不起，就是成家立业也不行。所以他刚初中毕业，便随同学的父亲到广东、深圳一带打工。他说如今在村里搞农业赚不了钱，搞饲养业也赚不了钱。能赚钱的，一是办企业，二是经商。但办企业、经商，一是要资本，二要有社会关系。他家这两样东西都没有，所以只留下外出打工一条路。到南方打工，工资比较高。每月一般五六百元。每月伙食，节省一点，二百多元就可以了。春节也不回来，既可省下往返车费，且加班另有奖金，一年辛苦，可以积余三四千元。干个几年，积到二三万元，或三四万元，就可回村办个小企业或搞买卖。到那时，赚钱就快了。他说，广州、深圳的许多小老板都是从打工开始的。不过今年初，他被村支书从广州市近郊的一家工厂叫了回去，一定要他帮村企业搞推销。今天，刚从周口、开封一带推销回来。于是谈及这家村办企业。
二、他对“合股、合伙制”企业的评价：“此类企业合得快，散得也快。”
他说：“合股、合伙制企业，十有八九是合不长的，此类企业合得快、散得也快，合时高高兴兴，散时相互指责，甚至殴打起来。这样的事，我见到过不少，听说过的更多。去年末，我在广州打工，村支书写信要我回来，帮他搞推销。我当时回信问他，他办的企业是他与别人合资的，还是他独资的？若是独资的，我就回来做推销；若是合伙的，我宁可留在广州打工。”这家村办企业恰恰是由七人合伙的。两年前，7人各出资5万元创办这家生产各种机油与防冻膏的小企业。第一年，市场尚未打开，没有什么赢利，七人还能同舟共济，相互合作。第二年产品有了市场，开始赢利，在“董事长”与“厂长”（由村支书担任）之间，其实是参加合伙的两大家族之间发生矛盾。“我得知这一情况表示不回来做推销，但村支书接连来信来电，一定请我回来帮帮他的忙，并寄来回程的路费，只得结束广州的打工生活，返回老家。村支书虽不与我同姓，又长我十余岁，但对我特别好，我叫他“大哥”，他有困难，要我帮忙，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回来。春节时，他对我说，厂里跑供销的，差不多都是董事长方面的人。他在厂里辛辛苦苦抓生产，而钱差不多给董事长他们抓去了。搞企业能不能赚钱，赚了钱，能不能回到自己的口袋里，推销员是个关键。所以，他一定要我回来搞推销。”他接着说，一个合伙企业共七个合伙人，却分成两大派、各有各的供销员，各抓各的钱，这样的企业，怎能长久地办下去。果然，今年初，厂里的几个股东在一块喝酒，董事长借酒使性，出语伤人，厂长（村支书）差一点和他打了起来。我想，顶多再维持个半年一载，这家合伙企业肯定会内讧而垮台。”
我想，在资金、技术与外部社会关系资源都十分“短缺”的乡村，股份合作制有其十分现实且广阔的需要。在各地乡村，大量合伙制工商小企业的出现，便是证明。然而“合得快、散得也快”却成为这类企业的普遍特征（这个年轻人一语中的，引起我的深深惊叹）。原因何在？！是这类企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吗？是中国小农习惯行为方式中固有的弱点吗？平等协商，自觉服从共同制定的章程，这是任何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得以正常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观的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习惯交往方式中无法生长出这一前提条件，相反地他们将小农习惯交往方式带进股份合作企业内部，从而导致此类经济合作组织难以持久。
三、村支书的“贪污”新论。
我问这位帮村支书推销的小伙子：“做村支书的都抱怨说，他们一是得罪人，二是忙，三是报酬太低，在你看来，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他说：“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做村支书的，名义上的收入很低，但实际上的好处还是不少的，至于实际好处捞得多少，因人而异。”接着他对我转述了一段他村里的村支书春节喝酒时对他说的心里话：“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我说：“这样说来，你村的这位村支书做了七年村支书，总有十几万、几十万了吧？”他说：“没有那么多。做村支书的前二三年，最多吃点喝点，真的没有搞钱，这三四年搞一点。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又问：“每年搞多少呢？”他说：“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二至三万元。他说，搞得太过分，村民意见闹大，到县里、市里去上访上告，他这个小官便当不成了。”我问：“他用什么法子搞钱呢？”他说：“这我可没问，他也没有说。反正，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第一把手，全村的大小事情他一人说了算。要搞个二三万元钱，还是挺容易的。譬如，乡干部来村检查工作，一般都到他家吃喝。每次吃掉一百，他报二百，有谁知道呢？修路、打井，集资十万，他从包工队中收五千元回扣，又有谁知道呢？在审批分配计划生育名额、划分宅基地时，收点礼，也是常事。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贪心不要太厉害，适可而止，每年弄个二三万元，确实不成问题。”
下午3点半，车到浚县，这位坦率的推销员与我辞别，到浚县推销他的产品。我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与他聊天呢？在这个年轻而清晰的头脑里，一定储存着有关他的村庄、合伙企业七位合伙人、广州打工、推销手段等方面的资料。虽然如此，我还是应向这位陌路相逢的“半日朋友”致以深深的谢意。他的关于乡村合伙制企业“合得快、散得也快”的判断，因与我的观察与分析暗合，而引起我的惊奇。他所转述的“贪污新论”，则前所未闻。
下午五六时，我一行三人抵达安阳市。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座中国第一古都（就有文字、有文物可考的古都而论），如今到处呈现出现代城市的外观：南北垂直交错的通衢大街，路面宽阔干净，间隔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两条绿化带给这座城市增添了盎然生机。车辆甚多，但秩序井然。被如今中国人视为“现代化”象征的高层大楼虽不多见，但新建的多层建筑随处可见，沿街店面装潢与各大城市并无二致。“现代化”所固有的标准化，清除了我想象中的古城应具有的古朴特色。三人在几条街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特级旅馆”下榻。一入旅舍，却把我对安阳第一印象中的好感一扫而空：涂塑墙壁已开始剥落；一侧墙壁因受潮而霉变，令人难受；卫生间的浴盆积满污垢，浴室水龙头一只拧不出水，一只关不住水；抽水马桶的坐垫已被踩坏；床上被褥倒还干净，只是地毯被烟蒂烫起一个个黑色焦点。
我想，在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现代化”，主要指“器具”的现代化。但现代化器具的制造者、管理者与使用者并不因此而具备现代观念、素质与相应的行为方式。一切暴发户可用金钱购买现代器具，但并不因此以现代人的方式使用这些现代器具。这有一个极其缓慢与艰难的适应过程，我们千万不能因“现代化器具”的快速发展而误以为我们已进入现代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