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
清晨醒来，恰6时正。勤劳的夫妇俩已从地里拖了一板车玉米棒子回来，并替我们备下一席丰盛的农家早餐：一箩蒸馍、一盘煮玉米、一锅小米粥、一碗辣椒酱、若干煮鸡蛋。当地风俗，接待男方的男客仅由丈夫陪食，妻子儿女只在厨房吃饭。席间，谈及他的家庭与新居。永成的堂弟42岁，初中毕业。80年代中，因其父亲的关系（其父在1971年到1989年间任村支书），在县电力局下辖的供电所谋到一职。白天上班，早晚务农（村里保留他的承包地）。妻子务农。供养着三个孩子读书（两个上初中、一个读小学）。凭着夫妇俩在承包地上的辛勤劳动与他那一份轻松而报酬丰厚的工作（月薪五六百元），加之省吃俭用，盖起耗资五六万元的新式住宅。他说：“这种新式住宅是最近二三年内才出现的，与旧式平房相比，有三个地方得到改进：一是一排五间，且高大宽敞；二是东西两间各向前延伸一间，实际共有七间房，当地人称为‘出袖’；三是屋檐向前平伸2米，廊柱支撑，这样屋前有一条庑廊。另外，再考究一点，室内地面铺以水泥，墙基打一圈钢筋水泥。正面墙柱贴上条状磁砖。总造价要5万余元，且不计庭院三面的围墙（那是用旧屋拆下的砖头建造的）。”
我真不明白，这对中年夫妇仅凭着10亩承包地的农业收入与一份工资，怎么能在六七年内积攒起五六万元呢？我一家三口，月薪合计2 500余元，怎么一分钱也积不起来呢？他们的节俭是一个理由。他们的房子是造起来了，而且是全村最阔绰的住房，但食物方面，十年来并无变化，吃饱而已，根本谈不上质量上的改善。他们所穿的，相当一部分是永成兄弟淘汰下来的旧衣。新屋外观阔绰，但仍是“家徒四壁”，只是客厅内布置得像样一点：两排自制的木椅、沙发、一张茶几。自制的电视柜上立着一台14寸的彩电。三间卧室（夫妇一间、儿子一间、两个女儿一间）各有一张简易木床而已，另三间只用来存放谷物与农具杂物。我想，用来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基尼斯系数，对这类农户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儿子尚在读初中，距结婚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对夫妇为什么要把全部积存的资金匆忙地投入了住房建设、且追求全村“第一流”呢？用单纯的改善住房条件与替儿子结婚备房，似乎难以解释这一并不经济的行为方式。
农村中的剩余，甚至预期中的剩余大多转入住房建设，看来有内外两大原因。外部原因是“以钱生钱”的投资渠道依然过于狭窄。土地的承包与分割，限制了剩余资金向土地的投入。农村工商业的不发展也使得这部分资金无法向这方面流动。内在原因是村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内部竞比的社会，村落内部血缘关系的亲疏从来不足以定贵贱，相反，贫富差异却决定着各户在村落社会内的地位高低。在土地家庭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户间竞比之物，主要集中在土地，而在土地承包制条件下，新一轮的地位竞争主要集中在住房。住房庭院的优劣好坏已成为乡村社会内部衡量财富与地位的外显标志。正是这一遍及乡村社会的竞争，推动着村民对金钱的强烈渴望，推动着他们到处去寻找各种挣钱的机会。
早饭后，我请李氏夫妇各忙各的事去，既不要陪我们而误他们的正事，也不必专门替我们准备伙食，一切照旧。9月末、10月初，此地乡村正是秋忙季节，专门的访谈一般放在晚上，白天则随机应变，见缝插针，尽量避免耽误村民的农活。
上午，永成陪我参观村落。
华北平原上的村落，内部结构与布局大同小异：街巷南北垂直，其中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便是主街了。有些村落至今尚能看到护村墙与护村河的遗迹。我们沿着主街散步，令我惊奇的是，在这条300米长的村街上竟有四座小土庙。每座高、宽各二三米的砖砌土庙，各有一个神龛，神龛内各挂着1米或1.5米见方的白布，上面画着数目不等的神仙、菩萨。一座是观音娘娘庙，一座是关圣帝庙，一座是眼睛娘娘庙，另一座看不清是供奉哪路神仙。
当我们在“眼睛娘娘庙”前逗留时，一位老年农民前来与永成打招呼。我问老汉：“这里供奉的是哪个菩萨？”他说：“是眼睛娘娘。”又问：“你村里为什么供奉眼睛娘娘？”他说：“许多老婆子眼睛不好，到这里烧炷香，磕个头，眼睛就会好的。这菩萨很灵。”我问：“你们信不信？”老汉笑了笑说：“俺们不信，是村里的老婆子们相信的，村里的庙都是她们要盖的。”我又问：“其他村里有没有这些土庙？”他说：“都有，各村里都有，有的村里，庙还要多，还要大呢！”我再问：“这里怎么没有龙王庙呢？”老汉说：“干旱求雨，拜关圣帝比拜龙王爷还灵验呢！”
一般来说，自上而下强行输入乡村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深刻地触及乡民的头脑，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一旦政治控制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而大为削弱时，有着源远流长的乡村民间信仰便重新复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但像这一带各村皆建若干土庙，实为我第一次亲见。是这一带乡民更为“落后闭塞”，还是位处三省交界，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较差，我不得而知。另外在我所知的民间信仰诸神中，“眼睛娘娘”也为我首次所闻。
主街南边的朝北墙壁上有七八首长短相近的七言顺口溜。有宣传遵纪守法的，有宣传计划生育的，有劝戒赌博的，有劝告儿媳孝敬公婆的，有劝邻里乡亲互敬互让的。看得出来，这些顺口溜是县乡政府宣传部门统一制作，由村委统一刷写的。我曾看过一些明清时代的乡规民约及杂糅儒佛思想的劝善诗文。这些现代顺口溜，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与古代乡村的乡规民约，劝善诗文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计划生育除外。在村东首墙上，有一块水泥制黑报，上列二表：一是村财务公开表，一是各农户宅基地、农民负担、计划生育指标等项的表格，但表内并无公开的内容。墙上还刷有一条标语：“省电力局省物价局核定电价每度0.45元，村民有权拒绝超收。”我问一位村民：“这里每度电0.45元吗？”他说：“你信他们的鬼话？！每度电起码七八角，甚至一元多呢！”的确，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往往将政策简化为口号，并落实在墙壁上，而不是落在实处。
一条干枯的小河床与主街垂直并将中行村分成东西两部分。永成说，这条小河，原是漳河的一条支流，早已干枯废弃。又说，该村李氏有三个支系：最长的一支集中居住在河东，另两支住在河西。在村内与村周围，有五六个大小不一，但全部干枯的“池塘”。这种“池塘”下雨时有水，雨后不久便干枯了，既不能蓄水洗物，更无法养鱼养鸭。在我所走访过的村庄内，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池塘”，不知村民用来派何用处。永成说，村民建房，打土坯，筑围墙，垫屋基都需取土。地处平原，下雨易涝，故需将屋基尽可能垫高些。这里的“池塘”并非为了蓄水，土层松软，也蓄不住水，差不多全是由各户建房取土所形成的。经此一说，我才恍然大悟。
该村的住房，在解放后的40年时间内经历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改建运动。一次是在六七十年代，原先占80%以上的土坯草屋在那次改建过程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坯砖结合的瓦房：三间，围墙大多依然是土墙，坯是自己打制的，砖块大多是自己烧制的。建房时，亲邻互助。一次是80年代，房屋庭院的样式与前次没有多大差异，只是更高大宽敞一点。土坯已淘汰，砖瓦是从附近窑厂购买的。整个工程包给乡村工程队。从亲邻互助到工程承包转变的原因，到处都一样：“既省钱，也省事。”当然，土地承包后，农户货币收入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旧屋拆下的砖块用以筑围墙，故在第二代住房中，砖砌围墙占很大比例。我估计，在现有的住房中，第一代住房还占30%～40%左右，大多为老年夫妇们所居住，还有一些贫困户。土地承包后而陷入贫困者，大多是些智弱者或体弱多病者，各村皆然。90年代初，村里出现一种新式平房，一排四间或五间，“出厦”，有廊柱，有的还“出袖”，水泥地，内外墙涂水泥、石灰，正面墙贴磁砖，造价在二三万元之间。这样新式的住宅，全村只有四五家。李氏的新居，耗资五六万元，可谓冠盖全村。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一下把住房标准提得那么高，叫别人怎么赶得上来？！”他答得很妙：“刚一造好，就被别人超过，那还有什么意思！”
在村里转了一大圈回到永成老叔家，李老汉与老伴正在小院子里整理刚从田里收回来的谷子（亦称小米，即粟）。于是我们一边帮着抽谷穗，一边与老汉聊天。老汉今年62岁，生有一女一男。在70年代末，县里有招工名额分配到大队，他把女儿安排进县化肥厂，儿子进了县电力局，当时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1971年到1989年期间任支书）。如今老夫妇俩耕种4亩承包地，养20多只鸽子，自食其力，无需依赖儿女。谈及村里的农业产量与食物结构的变化时，李老汉说，直到70年代末，这一带小麦的亩产一般只有300来斤，最好也只有400来斤。玉米亩产也差不多如此。如今小麦与玉米亩产能达到七八百斤。在实行土地承包制前，这一带农民的口粮一直以粗粮为主（主要是玉米、红薯），如今全年吃细粮（小麦）。李老汉将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归功于“种子好，化肥多”。问题是这方圆数百里内都缺水，严重缺水。
谈到“水”的问题，李老汉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在6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带的地下水层还很浅，打一口水井，最多五六米即能见水。自60年代中期以后，地下水逐年下降。如今打一口六七十米，甚至七八十米的井，也只能抽上咸水，一定要打到二三百米深才出甜水。打一口二三百米的深井，加上抽水机等辅助设备，如今要10余万元。俺村只有一口300来米的深井，规定每周向全村各户供应一次水。全村农田的灌溉用水，也主要靠这口井。另外还有三四口五六十米深的咸水井。全村近2 000亩耕地，只有三分之一、最多一半的耕地能浇上水，其余只能靠天吃饭了。倘如遇到大干旱的年份，这口井能保证人畜饮水就算不错了。”关于水对小麦、玉米产量的影响，李老汉说：“如能浇上甜水，小麦、玉米亩产达到七八百斤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浇咸水，亩产要减少一二百斤。倘如浇不上水，那得看年成了。有时只有一二百斤，大旱绝收的情况也碰到过。北方吃水、灌溉，主要靠井水。这二三十年来，地下水越来越深，井也越打越深，花钱也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怎么办？如今村里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我问：“如今一亩小麦浇一趟甜水要花多少钱？”李老汉说：“要花25元，小麦要浇3次，共75元，玉米只需浇2次，50元。”我又问：“整个肥乡县都这样缺水吗？”老汉说：“附近几个县也都是这样的。”中国北方缺水，我是知道的，但听来的消息总有些隔膜。如今，从李老汉的陈述与深刻的忧虑中，我才深切感受到北方缺水的严重性。中国农村的庞大人口基数，有限的耕地，广大北方地区的严重缺水，这是限制中国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关键因素。
话题转到村里的土庙，李老汉对着他的老伴说：“都是她们老婆子造的，她们信这些东西。平时也没人去烧香。谁有个病痛，或有什么事，才去烧个香，磕个头，说是有灵验的。我才不信这套东西，如今年轻人也不信这个。”我又问到“眼睛娘娘”庙，老汉说：“俺村害眼病的老婆子不少，所以造了座眼睛娘娘庙。”我又问：“为什么老婆子们害眼病呢？”老汉说：“这个谁知道。”我疑心，这与她们烧饭受烟熏有关，故起身到厨房间去看看。果然，整个灶间被烟熏得墨黑，原来灶无烟囱。我问李老汉：“厨房里为什么不造个烟囱呢？”他说：“俺村里的厨房都没有烟囱的。”原来习惯如此，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问呢？可以追问的倒是：从中央一直伸延到县乡的科协系统，为什么不把这项自古而有的“科学成果”引入到这一带乡村呢？
从供电所回来的永成弟叫我们去吃中饭，中断了与李老汉的谈话。回到李家，我特地观看了他家的厨房，亦无烟囱，于是对他谈了烟尘、眼疾与“眼睛娘娘”三者之间的关系，建议他改建厨房，砌个烟囱，在村里带个头。“既是爱护妻子，也造福乡邻”，李允诺秋忙后立即改造厨房。
饭后，李家五口各忙各的事去了。我与永成稍事休息，下午三四时，我提议再到村里地头去走走看看，碰上村民，随便聊上几句。此类调查，不能只按先前拟定好的提纲去逐一寻访相应的资料，而应将调查提纲处于“悬置状态”。为一定的调查目的而拟定的调查提纲是一张捕获相应资料的网，故没有明确的调查目标与提纲是不行的。但仅按提纲去收寻所需的资料，完全有可能将提纲所未及的重大现象或问题忽略掉。有提纲而悬置起来，入“现场”而保持一种“好奇”与“无知”状态，让耳目随身处于“现场”之内，而让好奇之思永远保持一种“审视”与“思考”状态，这样才能发现新问题、新情况。
沿村主街西行十数米，有一家四口正围坐在破墙开设的小卖部前整理刚从地里收上来的一大堆玉米棒。年近50岁的小店主认出了李永成，于是热情地搬凳沏茶，坐下聊天。谈及他家的生活，不料这位亦农亦商的中年村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说：“这几年的倒霉事都给我碰上了。”然后诉说起令他叹气的几件倒霉事。
4年前，本不该怀孕的妻子却怀了孕，（他48岁，妻45岁，已生有一女二男，长女20岁，长子17岁，次子14岁），被乡计生办叫去打了胎，并结了扎，“这我也没有意见，本来我早已不再想生孩子了，但乡里设备差，又马虎，从此留下一身病，不能再下地干活，只能在家里做点轻便事”。我问：“这病去治过没有？”他说：“治过，到县医院治过，治不好。”我建议说：“应到大城市去治。”他摇摇头说：“哪有钱到那里去治病。”我说：“这是医疗事故，你可向乡计生办提出赔偿要求嘛。”他说：“赔偿？！哪有这等好事？像我老婆这样被结扎坏了的，全乡还有好几口人呢！”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对医疗事故、民事诉讼与经济赔偿此类行为方式没有丝毫概念，只当做“霉气”之事，认了。结扎手术使其妻丧失劳动能力，这对农家意味着什么，那是可以想见的。这是第一件“倒霉”事。其二，前年病死了一头骡子，五头猪。其三，去年买了劣质的玉米种子，每亩才收一二百斤玉米（全村有几十户人家上了当）。其四是“这个不赚钱的小卖部”。原来村里有一家小卖部，生意不错，每月能净赚二三百元。前年末，他卖了1 000余斤麦，又向妹妹借了900百元钱，凑齐1 700元，破院墙，开起这家代销店。开始几个月，生意还可以，每月能净赚一二百元。不料村里又开了三家代销店，“全村只有二三百户人家，有五家代销店，这生意怎么做？”我问他如今每月能挣多少钱，他说最多六七十元，去掉上缴工商管理费35元，每月只能赚30来元。这还是账面上的钱，村里人手里没有什么钱，赊账的多，要不就拿麦子来换。所以进货的钱，总是很紧张。原想老婆不能下地干活，让她站站柜台，赚几个钱，现在可好，开了两年，连妹妹的钱都没有还清。（我看了看他的小代销店，十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内，简陋的货架上陈列着低档的烟酒、日用品、鞭炮、香烛、糖果糕点、文具，还有一些美容、洗发膏一类的低档化妆用品。各类物品的最高价，不超过7元，总价值约2 000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确实是“代销的”，乡村小店，大体如此。）
上述诸事，他归咎于“运气”不好。最令他担忧发愁的是三个渐渐长大的孩子。长女20岁，过几年出嫁，次子还在读初一，问题不很大，眼下最令他发愁的是17岁的长子（因家庭经济问题而辍学在家务农）。替儿子盖房娶老婆是做父母的义务，但家里只有三间老屋，一间配房（还是他们结婚时建的），一间代销店，因此，儿子娶媳妇，必须新盖房子。“如今农村结婚，哪是我们穷人结得起的？！盖房子要什么新式的，起码得二三万元，办个酒席，得万把元，送个聘礼也起码得万把元，没有四五万元钱，根本娶不到老婆。像我一家五口，就靠田里、家里的这点收入，就是不吃不喝不上缴，全年只有四五千元。除了上缴，只能图个温饱，供孩子读书都有困难，到哪里去搞四五万元钱，但如今农村风气就是这个样子。姑娘进门，先看你家的房子盖得怎么样，对方父母看你礼送了多少，还要买什么电视机、电冰箱什么的。这个风气都是给城里人、有钱人搞坏了。这可不把我们穷人逼到绝路上去。”
说到“上缴钱粮”，这位中年村民便来气。他说：“这个税，那个费，没完没了，还有这个罚款，那个罚款，不知他们存心不让老百姓活，还是怎么的。前几天，县里又下文件，说要每人交15元作城市建设费，农民已被他们榨干了，还想骨头里挤油，我可没有这个钱上缴了。俺村人都说不缴，看他们怎么办？！总不见得把全村人统统抓去住牢房！”此时，有四五位中老年村民与二三位手抱小孩的妇女走过来听我们谈话。
在村民的讨论中，抱怨最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征收过重”：夏季征粮，该村从1994年起，人均上缴小麦225斤；秋季征钱，从1994年起，人均上缴35元到50元之间。小麦按1996年平均市价折算（每百斤80元），人均全年承担“农负”220元左右。问他们所缴纳的钱粮包括哪些农负项目，各项目各是多少钱粮，竟无人知晓。他们一概将所征缴的钱粮，称为“皇粮”。另外，今年县上征收的“城建费”，人均15元，是不列入在“农民负担”之内的。
我对这位火气很大的小店主说：“这个税，那个费，并不是邓小平让他们收的。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土地承包制。没有承包制，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你们也没有那么多小麦、玉米。如今再穷，都吃上了细粮，没有邓小平，你连这个小卖部都开不成。邓小平上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是提高了一大步吗？”他的回答倒也有趣：“毛主席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都过了一二十年了。如果毛主席还活到现在，村里人像从前那样干，生活水平也能提高到现在这样，这有什么稀奇。再说，在毛主席的时候，出门不怕抢，在家不怕偷，更没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苛捐杂税。那时，毛主席发动群众搞运动，谁不怕呀！谁敢贪污，连多吃多沾都不行。”
于是我转向围拢上来听我们谈话的村民：“你们说说看，如果按从前毛主席那套做法，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能提高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了，有的同意，有的反对。经过讨论，似乎形成这样的共识：毛主席的领导有好，有坏。“坏”是指，那时农民不自由，吃粗粮，生活得很苦；“好”是指社会治安状况好，亦没有贪官污吏。邓小平的领导也有好有坏。“好”是指农民自由了，吃细粮，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坏”是指社会治安恶化，贪官污吏太多，苛捐杂税太重。如果按毛主席的那套搞法（指农业集体化），产量是肯定会提高的，因为他们说，如今每亩投工比过去少，但产量比过去高，主要是种子好，化肥多。生活水平也随之有所提高，但不一定有现在那样好。人肯定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从他们的议论中，可以听到当代中国农民（尤其内地农民）的一般希望与要求：既要邓小平推行承包制所带来的自由与富裕（这个“富裕”，当然相对从前而言的），又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廉与社会安宁。在广大农民中间是很难听到民主与法制的现代要求的。
在村民的议论中，其次抱怨的是农村社会治安恶化。我说：“今年三四月份不是‘严打’过了吗？”他们说：“越打越凶，就像治棉花虫害那样，农药越打，越厉害，根本治不了。”就在前三四天，村里某农户养了十几只绵羊，一夜之间全被人偷去，价值近2 000元。前些日子，东村某支书夜骑摩托车回家，被一伙歹徒拦路抢劫。抢去随身所带500元现金，又骑了他的摩托车逃之夭夭。他们还说了些听之传闻的案件，不及一一记述。
他们抱怨最多的是“人祸”，而最担忧的却是“天灾”。这一带的人畜饮水与灌溉自古以来就靠井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是不是会有一天打不出水？打井的成本越来越高，如今浇一趟水要花25元，全村尚有一半耕地浇不上水，这样下去怎么办？老支书对水的忧虑确实是全村人共同的忧虑。
晚饭后，三四个得知永成回村消息的近亲前来看望永成。当年，永成的父亲参加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的八路军，后升到团长，世代务农的李氏宗族内出了这样一位“大官”，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件很荣耀的事。据永成说，乡亲们曾多次要求他的父亲调到肥乡县来工作，但出于多种考虑一直留在开封（永成父亲前几年病故，老母健在）。永成兄弟三人，都参过军，入了党：一个是研究生，在郑州经商；一个在开封某医院做医生；永成在吉林大学毕业后，回到开封党校教书。这一家族虽然脱离村落，但村里乡亲们依然视作李氏宗族成员。前年永成回村看望叔父，曾表示退休后回村居住，没想到村委会就给他划好近一亩的宅基地。全村没有一人对此事提出异议。这或许是已退休的老支书在村里还享有威信，或许出于乡亲们对其父亲的尊重（这是永成本人的判断）。这两种因素或都存在，但最基本的原因恐怕不在此处。（后来我才知道，是该村依然保存着的宗族观念在起作用：已经外迁的一支要求在村里保留一块宅基地在村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估计农民负担率的轻重高低，还得估计出该村一般农户的收入状况，拉完家常琐事之后，我将话题引向村民的收入问题。
先从种植业这块算起。去年的年成较好，全村小麦亩产平均算下来有五六百斤（浇得上甜水的有七八百斤，浇上咸水的有五六百斤，浇不上水的亦有三四百斤，平均亩产估算为600斤），每百斤80元左右，亩均产值480元。每亩小麦的农用成本228元（其中种子25斤，每斤1.15元，共29元；机耕机播24元，化肥磷肥150斤，氨肥150斤，共计66元；浇三遍水，每次25元，共75元；追肥尿素26斤，计20元；机割与打场共14元），一亩小麦净收入252元。去年全村秋粮（玉米）平均亩产650斤（有十几户购买劣质种子而减产，算作特殊情况，不计），每百斤玉米60元左右，每亩玉米产值390元，每亩玉米的农用成本87元（其中种子25斤，每斤3.00元，计15元；机耕6元；化肥50斤，11元；浇水两次，50元；脱粒5元），一亩玉米净收入303元，每亩二熟净收入共555元。该村人均耕地2亩，故人均净收入1 110元。（但一起参与计算的五六个人对这一计算结果持怀疑态度，说2亩的净收入没有那么高，不可能超过1 000元。这或许是平均产量估计过高，或小麦大部分用于自食，一旦全部计算成货币，在感觉上觉得偏高。在种植业这一块，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计算意识”。）
次谈家庭饲养业。这一块收入各农户间差异很大，很难一概而论。就本村而言，约70%农户有饲养业收入（各家差不多皆养鸡，养鸡下蛋，主要用于招待宾客，很少用来销售）。有的养猪（年出栏头数，有的只有一二头，有的七八头），有的养羊。有的农户既养猪，也养羊。还有个别农户养鸽、养兔、养牛。他们认为，家庭饲养业的收入很难计算。
最后讨论工商业收入。该村没有村办企业，在乡政府的督促下，1986年村投资5 000元，办过一个草帽编织厂（用麦秸），失败。1988年又投资四五万元办火碱厂，因技术问题与原材料涨价而倒闭（至今还欠着银行2万余元贷款），从此没人敢再提议办厂。该村二三百户人家，倒有五家代销店，货类相同（见前述），利润很薄，赚不了几个钱。全村剩余劳力外出打工，也不普遍，他们估计全村经常外出打工的只有50～60人，主要集中在邯郸、石家庄两个城市，且以建筑小工为主，“每年有一二千元钱带回家来，已经很不错了。”
议来议去，全村“首富”，便是李家。李在离村不远的供电所工作，一是每月有高工资，二是不误农时。一家5口，10亩自留地，每亩净收入500元计，种植这块收入有5 000元，工资收入，全年6 000余元，再加上饲养业收入估计为1 000元，总共有12 000余元，人均年收入2 400余元。
他们说：“总的说来，温饱问题解决了，年成好，一熟麦，除了上缴可供一年半到两年吃。多数农户，家有余粮，但缺钱花，缺得很紧，如今花钱的地方又越来越多。”
由于货币紧缺，这里的小麦起着准货币的作用。小麦的准货币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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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负担”，从理论上说应以货币形式上缴，但实际征收，一概折算为小麦。（一般按国家收购价折算，各地乡村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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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用小麦换化肥的情况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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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店的各类商品，全可用小麦折换，入村推销水果、豆制品、馍等商品的小贩一般都允许村民以小麦折换。
由于货币紧缺，村民对地方政府向他们征收粮食与征收货币作出不同的反应：夏粮人均征收225斤小麦，虽很重，但忍受了；秋收增加人均15元的“城市建设费”，却激起群情激愤，一致抵制。
总的说来，该村农户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与饲养），工商收入既不普遍，又不多。人均年收入在1 000元左右，或略高一些。人均“农负”如前所计220元，农负率22%。在工商业十分薄弱的县、乡，25%左右的农负率是极为普遍的。
是晚，一直谈到深夜11点，诸乡亲辞去，永成上床便鼾声大作。一日的所看、所谈、所思、所虑在脑际杂乱闪现，搅得我久久不能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