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 贷款缴钱
清早，我与马主任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县党校校长及两名教员前来请我们去吃早饭。在内地采访，到处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吃早饭期间，继续昨日下午未尽的话题。有了相当的熟悉与信任之后，话锋便可直指敏感的话题了。我先请张校长谈谈G县近年来的农民负担问题，其次谈谈乡、村两级全年吃喝应酬支出问题。
一、关于农民负担问题。
“G全县140万人，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农业人口超过120余万。全县辖33个乡镇，598个行政村。在乡村两级基本上没有像样一点的乡、村企业，村民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一部分农户有些外出打工收入。有打工收入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百分比到底有多高，因无确切统计，我也不太清楚。在我的印象中，估计在30%～50%之间吧。即使下决心去调查，也难弄到确切的情况。所能肯定的是，凡贫困县，一定是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县，一定是乡、村企业极不发达的县。农户的非农收入，主要是外出打工。一般农户只有种植业与养殖业，这两块收入，若加上打工收入，全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最多不过800元。但各乡村的上报数，普遍超过这一估计。当我们估计一地区的农民负担轻重时，不仅要看农民全年上缴了多少，更要看上缴部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有多高。
“去年夏秋之际，我到某乡去考察党建问题，顺便走访几家农户，了解一下农民负担问题。在某村一个村民告诉我，他一家四口，全年共缴纳1 584元，人均农负是396元。我到另一村，一村民告诉我，他全家五口，全年共缴纳2 150元，人均农负是430元。”这位村民还说，这笔上缴给政府的钱是他向信用社贷的款。如到时不能缴足款项的话，他们就要强行拉走家里的口粮，还要扒房子呢。我问他，贷款缴钱的事普遍不普遍，他说，在他村里，多数村民都如他一样。真是说者悲愤，听者扼腕。
听到此，我突然想起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与白居易笔下的杜陵叟。于是我慨然说道：“生活在20世纪的当代固始村民不是成了唐代白居易笔下的杜陵叟了吗？”校长说：“农民贷款纳官租虽然比‘典桑卖地纳官租’稍文明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再说即使不被迫贷款缴钱，他们还会入室抢粮，甚至牵牛扒房，这与古代勾瓜锯牙的豪吏有什么两样呢？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乡政府，碰到乡党委书记与乡长。他俩曾是我的学生，且关系一向不错，所以直截了当地问：‘你乡的农民负担为什么那样重？人均农负400元左右，农民全年的辛苦收入不是大半被地方政府取走了吗？’不料这位乡党委书记的第一个反应是否定，他说：‘哪有这么重的农民负担！我乡的农负，人均控制在二三百元之间。’一阵沉默之后，乡长补充说：‘学校要盖房子，乡里要修马路。全乡的变压器、电线都已老化，得更换，都得花钱，办公共事业，总得向老百姓收点钱。’我说：“好事也得慢慢办呀，在一二年内办那么多好事，可农民受不了。总得量力而行才是。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挖运河未尝不是件大好事。但急用民力，民不堪重负，不是出大问题了吗？’乡长说：‘问题没有那样严重吧！我们是个穷乡，与别的乡镇相比，我们已大大落后了，应该加紧赶上才是，否则上面考核起来，我们怎么交待呢？’听他们这样说话，看问题，我也实在无话可说了。”
校长说：“农民负担，各县、各乡，且各年间各不相同。就固始县而论，这些年来的农民人均负担在二三百元到四五百元之间。相对于人均收入来说，这一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可以这么说，农户的农业收入这一块，除了口粮外，差不多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名目榨干了。但从县乡政府来说，仍感到钱不够用。中央连年下令要减轻农民负担，但就是减不下来。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吃财政饭的人数急剧增加，二是有权的人，总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挤入‘先富’的行列。三是越是穷县，穷乡，越想大干快上，急于追赶，公共事业办得太急太多，说得难听一点是‘急敛暴征求考课’。长此以往，是有可能把农民逼上绝路的。”
二、关于村、乡两级的吃喝应酬问题。
校长说：“县党校主要与乡、村两级干部打交道，我本人在乡政府任职多年，对乡、村两级近年来的吃喝应酬费用，大体上有个估计：村级每年的吃喝应酬费在2万元左右。乡级每年平均吃掉10万元。S县有33个乡镇，每乡每年以10万元计，共计吃掉330万元。S县全县近600个行政村，每村每年以2万计，共吃掉1 200万元。两项合计1 530万元。全县农业人口120万，人均负担乡、村干部的吃喝应酬费近13元。四口之家，就得承担42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于县党政及各政府部门每年的吃喝应酬费到底有多少，这就难以估计了。”
在谈到吃喝应酬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时，这位校长说：“一是用吃喝，尤其用大吃大喝来招待客人本来就是我们农村的乡风礼俗。人情往来，官场应酬，利用官费，实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二是各种检查、考核太多太滥。检查评比，本来是为了推动工作，但弄到后来检查考核成了攀比接待规格了，检查组前来考核的似乎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招待规格。此风一开，吃喝应酬费怎么降得下来。”
早饭后，我向校长提议，能否陪同我们到村落去走走看看，找些村民聊天。最好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选择上、中、差三个村。校长一脸难色，不知如何答复。于是立即撤销提议，决定上午返回信阳。事后，校长对我作了这样的解释：“你远道而来搞农村社会调查，我们理应尽地主之谊，大力支持。问题是，上头有通知，说是凡记者、学者到乡、村采访调查，一律经过县组织部与宣传部的审批，并由他们派人陪同。陪你到村里去参观土围子、水围子，自然不成问题，如到村里搞调查，恐怕会惹出麻烦。”这是实话实说，我是万分理解的。在中国乡村社会，社会学者所欲获取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全部处于地方权力的监控之内。如何获取研究乡村社会所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况”实在是中国学者所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上午9时许，我与马主任搭乘县党校送试卷到地委党校的小车返回信阳。从S县到信阳约300华里，天下着雨，车速不快。与送卷的县党校老师闲聊起来。他说，全县近600个行政村，村长、村支书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年来，他几乎到过所有的行政村。于是向他打听该县村民住房、农民负担及乡、村吃喝应酬费用情况。
一、关于S县村民住房状况，他说：“全县近600个行政村，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简易楼房甚少，可谓屈指可数。村民所住，基本上是平房。平房分两类：一是旧式土坯墙瓦顶房（还有少量的草顶房），二是80年代中期后陆续兴盖的砖墙瓦顶房。这两种住房，各村所占比例各不相同。截止现今，旧式土坯房少则占全部住房的30%，多则高达80%。县北各乡的土坯房比例高于县南各乡，因县北各乡常遭涝灾。就全县乡村而言，旧式土坯房约占40%到50%之间。”
二、关于S县人均农民状况。他说：“信阳九县，农负以S县最重。人均农负，历年不一，各乡也有差别。一般来说，人均农负在二三百元至四五百元之间。若加上超生罚款，实在不堪重负。农村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农民上访上告，大多起因于此。”
三、关于乡、村吃喝招待费用状况，他说：“一村招待费年平均2万左右。据我所知，最低的一村是5 000元，最多的高达10万元。B乡L村在1992到1994年间，每年招待费吃掉三四万元，群众意见甚大，群起上告。1994年末，32岁的向某某接任村支书一职（向是复员军人，高中毕业，为人正直），规定凡上面来人，在村吃饭‘一双筷，两个碗’（一碗饭，一碗菜）。1995年村招待费从4万元降低到5 000元。此人任村支书以来，凡农民负担只按中央规定的5%提交给乡政府，搞得乡里很尴尬，生怕其他村仿效，但村民十分拥护他。他曾对我说：‘上面让我干，我就按中央规定的干；不让我干，我就外出打工。没什么可怕的！’年招待费最高的是县城郊某村，1995年吃掉10万元，这是该村支书亲口对我说的。该村位处城郊，有些村办企业与商业，是全县富裕村，但也正因为处在城郊，县、乡干部到他村去很方便。来人多，招待费自然也高，吃得他们苦不堪言。”每村平均每年2万元招待费，也与校长的估计相吻合。
关于S县的五位“官妓”。因谈得投缘，Y教员乘兴告诉我S县的一件“旧闻”：S县有“五朵金花”，是县城有名的大美人。她们表面上各有其正当职业，其实是“三陪女郎”。所谓“三陪”，是陪吃、陪舞与陪睡。并非有钱就能买到她们的特殊服务，关键是要有权，事实上，她们是县官场的应召女郎，专门应县重要官员之请前来替来S县检查考核工作的上级政要提供特殊招待的。如去年信阳地区某官员（暂隐其官职与人名）来S县考察，县党政设一席招待，并招请其中“二朵金花”前来陪吃、陪舞与陪睡，每人得“服务费”2 000元，此事后来传出，路人皆知。又，北京某单位派人到S县国有制药厂检查工作，药厂领导也设花酒款待检查员，招其中一名女郎提供三陪，此事也风传一时。Y说：“如今各种检查考核甚多，手持一票否决权的检查组决定着县官员的升降荣辱。工作检查是个软指标，感情招待可是个硬任务，所以被检查、被考核的下级官员都在提高接待档次、变换招待花样方面下工夫。S县的五朵金花及其三陪服务，便是绝招之一。”
Y对此事言之凿凿，但对我而言仍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在此实录其言，未能查核其事，算是“风闻言事”吧。
中午时分，车抵信阳地委党校。下午与晚上，在宿舍整理调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