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 种不活的烟草和棉花
清晨，潇潇雨歇，天气依然阴沉，还要下雨的样子。
按昨日商定的计划，今日由马、雷两教师一起陪我先到信阳去采访一乡、一村，然后到光山县找刘县长（刘县长是马主任的学友，私交密切）谈谈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信阳县H乡的乡长恰在地委党校学习。马主任请他陪同我们前往H乡，乘的便是乡长的专车（桑塔纳轿车）。路上，乡长给我介绍了该乡的概况：
H乡地处信阳市东南35公里的丘陵区。全乡总面积22.5万亩。半是平原，半是丘陵。全乡人口4.1万，辖18个行政村，百余个自然村，耕地面积6万余亩。那还是50年代初“土改”时清丈确定的耕地数，以后相沿未改。若加上解放后陆续开垦的坡地、山地，实有耕地或有10万亩以上，但依然按6万亩耕地数上报。乡长说，在丘陵山区，耕地上报数低于实耕数，是一个较普遍现象，不独H乡为然。1994年、1995年连续遭受干旱，1996年幸而风调雨顺，获大丰收：全乡小麦平均单产506斤，水稻1 060斤。不过，这个平均亩产是按6万亩计算的，故而实际亩产没有那么高。这一带的农业，依然是靠天吃饭。受水、旱之灾的影响，全乡的口粮往往不足，风调雨顺则家有余粮。由于粮食产量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或低或高，很不稳定，所以，全乡的家庭饲养业不甚发达。一般年景，家养一二头猪而已。有些农户也养牛养羊。全乡的乡村企业，只有几家私营小商店，别无其他工业企业。村民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则纷纷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是农户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有这项收入的纯农户，生活确实相当清苦。该乡的财政，依然是农业财政，单纯依靠农业的财政，只能维护教师、干部的吃饭而已，再没有力量办其他事情了。
H乡治所在地是个简陋的小集镇：一个乡政府大院，一家邮电所，一家信用社，一家供销社，五六家小商店，几十家农户，如此而已。这些年来，乡政府除“吃饭”外，确也办了一些“其他事情”。最大的工程便是修建了一条连接小集镇与107国道的柏油路，全长20余公里。新购了两辆桑塔纳轿车（乡党委书记、乡长各一辆，另有一辆旧北京吉普车，一辆客货两用车）。虽然这条新公路是新轿车的配套工程，毕竟也给村民提供了交通方便。翻建了一栋乡办公楼（二层）。乡财政再穷，这三件“事情”总是要办的。至于办这三件事的总投资，我没有追问。
乡长要回党校学习，故委派在乡政府值班的乡武装部长陪同我们下村调查。从乡政府到各村的道路依然是土路。这一带土质黏性，雨后的乡村土路被拖拉机弄得十分泥泞。乡武装部长建议我们乘坐旧北京吉普到离乡政府最近的B庄村去看看。路上，顺便问起今年征兵情况。负责征兵工作的乡武装部长说：“今年县武装部分配给我乡的征兵名额16名，但前来报名参军的人已有100多名。”当问及农民子弟参军积极性如此之高的原因时，他说：“农民参军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到部队去锻炼，见见世面，兴许还能在部队学到一些实用技术，这对他们退伍后谋职有帮助。二是参军者保留自留地，但免除农民负担。三是在参军期间，每年可得到一笔补助金，补助金的数额是全乡人均纯收入的70%。”
设在B庄的B庄村委所在地是一个占地近半亩的院落。方方正正的围墙内有一排旧式平房。四五间办公室内，只有一名村会计在忙于整理计划生育的统计表。武装部长向他说明来意，他很快派人把村支书找来。村支书是位30来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据武装部长说，全乡18个村支书，差不多都年轻化、知识化了。担任村支书的不是高中毕业生便是复退军人。
此类的访谈照例是从村概况、宗族结构和剩余劳动力外出状况开始，在有县、乡官员陪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敏感的农负与超生问题，则应见机询问，且以观察为主。据村支书介绍，B庄村共有2 579人，耕地3 624亩，下辖11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相当于一个村民小组。从姓氏结构来看，这11个村落都是主姓村（村落以一二大姓为主，余为若干小姓），其中B姓占3个村落，D姓占2个村落，B、D两大宗族约占全行政村人口的60%。（据此我推测，村支书、村长极有可能出自这两大宗族，一问，果然如此：村支书B姓，村长D姓。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村政权，其主要干部的来源，在集体化时代主要与“阶级成分”有关；自分田单干之后，大有宗族化倾向。这是不是一种普遍倾向，值得深入研究。）
B支书说，B、D两姓，原是哥表兄弟，清初从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原有族谱，解放后散佚。在60年代以前，B、D两姓从不通婚。B、D两姓通婚，始于70年代。八九十年代，已很普遍，但同姓内仍不通婚。如今儿孙取名，仍按辈分。
问及全村外出打工情况时，支书说：“村无企业，青壮年在农闲时差不多全外出打工。流向最多的是北京与深圳。其中有些人长年不归，在外面已站稳脚跟，甚至将全家迁出。”其中向北京流动的情况颇有典型：
本村有吴氏者，生有二女六男。1982年分田单干时，长女、三女已出嫁，二子、四子已成家。五子（其时15岁）、六子（12岁）、七子（9岁）、八子（6岁）在家，由母亲抚养，父亲已病故。分田单干，对该户并非好事。食难果腹，生活十分艰辛。吴氏邻人魏氏有一女在解放初被政府召入北京（原因不详），并在北京读书、结婚与工作。1982年回家探亲，见吴家贫困状，思以救助之：携带其五子到北京，安排到一家餐馆打工，月薪30元。是为本村、也是本乡外出打工之始。吴氏第五子勤奋聪明，不数年由端盘刷碗而升任餐馆厨师。职业稳定，收入颇丰。随后数年，陆续将其兄弟引入北京餐饮业，只留老大与其母亲在家照料全家的承包地。村支书说，截止1996年，全村（加上外村）通过吴氏兄弟或先去者的关系而进入北京打工的，共计一百四五十人。真所谓“牵出一条绳，拉上一网鱼”。城内有亲有力者从乡村拉出一条线，由此线拉出一串、一网，是乡村人口向城市或沿海流动的最一般模式。这个由乡村而移入城市的亲友关系网，是这些入城打工者在陌生城市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倘使我们能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这一过程详细记述下来，这将是一份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特征的典型材料（或说典型案例。）
村支书说，南下深圳打工的也有百余人。关于这一支打工队伍如何进入深圳，他并不太清楚。全村还有其他百余人散处各地。全村共近600户，有三四百人处于季节性的往返流动：农闲外出打工，农忙、春节回家。常年在外打工者有数十人（具体情况不详），其中有十余户已迁出村，定居于城市，但保留房屋，所承包土地或归还村里或转包给亲友。没有外出打工收入的所谓纯农户，全村或有20%之多，不超过30%（没有准确统计，只凭印象）。
谈及村民的住房情况。支书说，在70年代中期以前，全村绝大多数村民住的是土坯（也是用版筑的）草顶（也有瓦顶的）房，少数砖瓦房差不多全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留下的。70年代中期后，陆续兴建砖瓦平房。分田单干后，兴盖砖瓦平房的过程加速，这与外出打工的收入密切相关。年轻男子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挣钱盖房、娶亲。近二三年内，开始兴建楼房。如今，全村近600户人家，约60%到70%的农户住进了砖瓦平房。同样是砖瓦平房，造价相差很大：差的1万余元，好的要花2万余元。二层楼房，约占10%左右，最多不超过15%。余下的便是旧式泥墙草屋。有些农户，新盖了三间砖瓦房，但保留原来的土墙草屋，用作厨房、猪厩，或堆放农具、草料。有些农户全家迁入城市，但保留着原先的草屋，不准备翻建新房，只是作为在村的一个“根”。此类草房，大多空关。另有一些老人或部分没有打工收入的纯农户，依然住在老房子（指土墙草屋）内。村支书说，如今年轻人结婚没有三四间像样的砖瓦房是根本不行的。这几年行情又变，要盖楼房了。
关于村民的饮食情况，支书说，全村除极少数农户外，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年景好点，多吃一点细粮，年景差一点，多补充一点粗粮。蔬菜基本自种自给，普通农户平时很少买肉吃。
座谈结束，请支书带我们到邻近村落走访几户农家。
村内道路泥泞。我们穿着皮鞋，不便行走，于是就近采访。该农户有一单独小院：三间砖瓦平房，一间厨房，一间猪厩，内养两头猪。一位20来岁的男青年坐在门口，端着碗吃红薯，似有病状。户主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瘦弱木讷，女的倒挺会说话，见乡村干部陪着我们入院访问，又问及他们的收成与生活，或以为我是前来考察村民生活的什么大官。我一发问，这位40来岁的农妇便冲着我发起牢骚来：“你们在城里做大官当老爷，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看看我们农民吃些什么东西，穿些什么东西。幸福都给你们这些当官的占去了，留绐我们农民的都是苦。”我原打算问她“农民怎么个苦法”，但看到站在一旁的乡武装部长、村支书一脸窘迫的神情，只得忍而未问，同时决定取消走访其他农户的计划。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回村委的路上，支书主动回答了我一直想问但又不便问的问题：“我们这里的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做村支书的，本不应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有此开头，顺势追问农民负担怎么个重法。他说：“中央、省市一直下达文件，说要减轻农民负担，要将人均农负限制在上年全乡人均纯收入的5%之内。我们在农民负担的年统计表上是按这一标准制定的。就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农民负担来说，也尽可能限制在5%之内。但上面却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农民负担。最使老百姓反感的是强迫农民种烤烟与棉花。我们这一带从来不种烟草与棉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不适宜种这两种作物，但县委、县政府就是要各乡、各村种，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县里将种植面积分摊到各乡，各乡又把任务指标分摊到村。我们只能压农民。家家户户都得按各自承包地的一定比例种植烟草与棉花。明明知道种不活，种不好的东西，硬叫农民种，确确实实是太过分了。有些农户象征性地种一点，但大多数农户不种，因为明知是没有收成的。其实，县里对农民种与不种棉花与烟草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落实到各农户的交售棉花与烟草的人均指标，是棉、烟的市场价与国家征购价之间的那个差价。去年县里规定，全县农民人均上缴30斤皮棉，每斤皮棉定购价在1.5元到1.7元之间，市场价在3.5元到3.8元之间，每斤差价2元左右。30斤皮棉差价是60元左右。棉花一项60元，烟草一项也是60元左右，这两项相加，人均负担是120元。再加上按规定征收的农民负担80元左右，去年的人均农负是220余元。这还没有包括村里盖小学、乡里修公路的摊派款。”
支书继续说（此时乡武装部长与马、雷老师已走到前面去了）：“去年的农民负担，农民还可以对付过去，今年恐怕对付不过去了。我们乡、村干部一直为此事而发愁呢。”我惊问何故，他说：“去年，县里分摊到我村的烟草种植面积是3 000亩，今年一下子增加到8 000亩，棉花任务也是这样。你想想看，全乡3 000亩棉花，3 000亩烟草，人均上缴120元。现在分别增加到8 000亩，一下子增加近两倍，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不是350元左右了吗？！再加上按规定上缴的村提留、乡统筹款，这叫农民怎么承受得了！”
支书的话，充分地说明了那位农妇怨愤的原因。
支书随我们的吉普车返回乡政府，临乡治小镇处有一高坡，雨后路滑，加大油门的小吉普陷在原地打滑，就是开不上去，我们只得下车。村支书叫来了附近的几位村民推车上坡。车辆溅起的泥浆，弄得他们满身是泥。在此期间，我走到坡旁的两家杂货店去看看小店的经营情况。这是两栋紧挨着的两层楼房：左面一栋很是简陋；右面一幢，外墙贴着磁砖，门窗装有铝合金的茶色玻璃，在这一带的简易平房为主的乡村，显出一点“现代化”模样。我向在门前洗菜的女主人打听楼房的造价。她说，她的这幢造价二三万元，隔壁的那栋五六万元。正说话间，她的丈夫推着自行车回家，于是与他闲聊起来。
他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员，月薪在160元到170元之间。作为民办教师，村里有他的承包地，所以月薪比公办教员低得多（小学公办教师月薪三四百元）。他说，这里的农民负担很重。前几年，人均农负在200元到250元之间，今年增加到300多元。他全家五口，今年已缴掉各项苛捐杂税1 600余元，据说还得缴。他在小学教书的年薪，全部给地方政府拿走了。他生有二男一女，超生二胎，被罚12 000余元，分14年还清，每年得上缴超生罚款近1 000元。在如此沉重的农负与罚款的压力下，我不知道这对中年夫妇是如何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更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能力盖起二三万元的楼房。我着实惊叹中国农民的生存与适应能力！
正待追问他家的收入状况时，翁支书已换掉一身泥衣，前来问我是否到他家去坐坐（吉普车已推上山坡）。这时我才知道那栋装潢得有点显眼的楼房，是他去年才盖的新居：楼上卧室，楼下开店，从乡村日用百货到农药、化肥，都属经营范围。在店内经营的正是他的妻子。我心里纳闷，这位做了二三年的村支书，怎能造得起这栋六七万元的楼房呢？
我们一行数人回到乡政府，已是下午2点。在乡政府食堂吃过午饭，乡武装部长派车把马、雷和我送到信阳县。我们在信阳县转车前往光山县。
东西延伸的312国道南侧，是地势平缓的丘陵。这片丘陵是太行山区的北麓；国道北侧，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想，这便是黄淮大平原的最南端了。马主任说，整个信阳地区，地势从南至北呈三级梯状：南部是山区，中间是丘陵，北部是平原。全境分布着淮河五大支流，发源于太行山，自南向北流入淮河。山区、丘陵地区易旱，而平原地区易涝。在历史上，信阳便是一个旱、涝频频的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58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信阳人苦干几年，在五大支流的上游分别建起五大水库，这对改变旱涝状况有一定作用，但就全信阳地区而言，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观。马主任说，主要由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而引起的贫困，是难以根治的贫困。解放前，信阳便是一个革命老区，凡革命老区，差不多全是这种类型的贫困区。邓颖超是光山县人，许世友、李德胜是新县人，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是确山县人（今属驻马店地区）。
我问这位党校经济学教授：“信阳九县数百万农民脱贫致富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说：“在地委党校教学，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前些年说是‘无工不富’，于是大力发展乡村企业，但我们这里搞乡镇企业，只有往里扔钱，很少有赚钱的。即使办起一些皮革加工厂与造纸厂、酿酒厂，也是一些效益低、污染高的企业。虽然能赚点小钱，但把环境破坏了，如算总账、算长远的账，这是得不偿失的。‘无工不富’的前提是承认农业不能令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中国的农业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人多地少。承包制下的农户，不仅经营规模太小，且土地分割零碎，单靠人均一二亩耕地，即使单产再翻一倍，也只能改变一点贫困状态，而不能致富。二是农副产品的比较效益太低。就信阳地区而言，还有一个大问题，即旱涝灾害频繁，农业的自然生态环境太差。此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现实点讲，不是一个如何致富奔小康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脱贫、维持温饱、略有积余的问题。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向农户少拿一点，多做一些实事。少拿一点可以让农民们休养生息，多做点实事就是集中精力解决制约农业稳定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农田水利建设问题，二是交通问题。在我们信阳地区，这两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丘陵山区易受旱灾，但并非没有水。在信阳境内，由南向北有五条较大的淮河支流。平原地区易受水灾，并不单纯是水太多，而是排涝工程设施缺乏。至于交通更是制约山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我在新县山区某乡当过两年多乡长（属于挂职锻炼），对此有深切体会。问题在于，道路与水利建设的投入十分浩大，单凭农业剩余的积累是不行的。在人民公社时代，还可以依靠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动员力量集中大量人力与物力，加上国家的财力支持，办成几大水库及其灌溉系统，信阳部分地区至今受此恩惠。如今分田单干，很难组织实施大规模的有效的水利建设工程。如今最大的问题在于，各级地方政府向农民要得太多太急，农民每年的人均负担，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四五百元，差不多把农副业的全部剩余都压干了，叫农民怎么改善自己的生产经营条件？！从农民中拿去的钱粮，不是用于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方面，而是用来养活养好自己，用来搞什么政绩工程。越是贫困地区，这个问题越是突出。在我看来，信阳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一是与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二是与日趋庞大、低效且官僚化、高消费化的地方政府有关。在这双重问题的制约下，农村、农业与农民生活能维持现状已经很不错了，遑论发展。换句话说，要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首先得进行地方政治的改革。但这是一个只能说而不能做的问题。”
我对马教授的观点，深表赞同。
下午5时30分左右，我们一行三人匆匆赶到地处信阳地区中部的G县。既然入村调查有许多忌讳与麻烦，此番G县之行，主要是走访马老师的朋友——在G县党政部门任职的朋友，尤其是县长。马老师曾给我介绍过县长的履历与性格：原河南大学84届政教系毕业生，先后在湖北省政研室、河南省政研室、河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过8年。1993年主动请求下县基层锻炼，由G县委副书记而升任县长。此人的特点是敢作敢为，善著文，能写诗（有诗集出版），虽由学而官，但官气不足，好结交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学者尤尊重。并说，在信阳九县的县级官场中，像他那样有思想，又敢直言的官员并不多见。“有关信阳地区的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诸问题，他一定会有许多想法可供你参考”，马老师如此对我说。
有马、雷两老师的陪同，且又听说我们是专程前来拜见刘县长的，年约30岁的县办主任立即给予我们盛情的款待，说：“县长今天一早到地委开会去了，明天中午或能赶回来，县长要我代行地主之谊。”一面令人帮我们提行李、安排旅舍，一面陪同我们到餐厅用餐。
饭后回宿舍休息。我建议马老师陪我去找朋友聊天，于是来到县政协办主任的家。这是一长排旧式平房，隔成四五个院落，其中一个院落便是主任的住处。女主人见马老师来访，便立即打电话叫回在外应酬的丈夫。主任现年40余岁，看上去像个中学教员。马老师向主任说明来意，便随意攀谈起来。谈话要点兹录于下：
一、关于G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他说，G县是个拥有七八十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农业大县嘛，一定是个穷县。全县人均稻田不足一亩。若加上山地、坡地，也才有一亩多一点。地宽之乡，人均耕地不超过两亩，农民的温饱，靠的就是这么一点耕地，且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这么一点耕地。故而农民一方，常感负担沉重；县乡政府一方收入也不足以应付日常支出。县、乡干部的工资，经常不能按月支付。县乡财政维持吃饭尚感不足，要办点实事，那就更加困难了。总之，二、三产业搞不上去，老百姓生活困难，县乡政府的日子也难过。主任说，县乡财政负担沉重，重就重在教育这一大块。一般来说，乡财政的60%以上，县财政的30%甚至40%以上都给教育这一块吃掉了。尽管如此，全县初高中入学率比人民公社时期还低。从前每个公社拥有一所高中，如今全县只有二三所高中。高中升学率太低，促使许多初中在校生中途退学，因为他们估计自己考不上高中，不如早点退学随父兄外出打工挣钱。
二、关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官场风气。
主任说：“如今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机构人员过于庞大，效率很低。二是作风浮夸，尽搞些形式主义。农业大县，二、三产业极不发达，加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农家子弟通过读书或参军两大渠道纷纷涌入县乡党政事业部门。地方官员子弟的就业安排，首先考虑的更是地方党政事业部门。前些年，哪个县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便涌向哪个企业。这几年，全县几个国有企业差不多都是亏损的，于是涌进县、乡党政事业部门占个位置，吃一份皇粮，虽然工资也不高，但比较安全。如能弄到个一官半职，更有不少有形或无形的好处。农业大县，虽说以农业为本，但谁都清楚，搞农业收益低，辛苦，农负重，社会地位最低。外出打工，没有社会关系与能力，到外面赚钱也没有那么容易。从事工商业吧，一是竞争太激烈，二是县国有企业本身在裁员下岗，说来说去，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子弟都往官场挤，形成党政事业部门吃皇粮者日益增加。如今各县正在搞压缩编制，但能把谁精简出去呢？即使精简出党政机关，又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呢？县乡虽然机构多、人员多，但大多人浮于事，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却并不多。吃皇粮领工资时看看有一大帮人，临到做事却没有几个人。许多人只是坐在机关里泡时间，还有不少人到外面去赚外快。行政效率实在太低。三是县的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主要成员确实很忙，忙到常常把周日休息时间全搭进去。但四大班子主要官员在忙些什么呢？一是忙于各种应酬，二是忙于应付省里来的、地委来的各种检察团。县乡主要官员的精力，差不多全耗在这两件事情上去了，哪还有什么精力去研究问题、发展经济呢？！我们明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你有什么办法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更是身不由己啊！内地上上下下都是这个风气，谁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近年来，省、地区的各种检察团纷纷下县，都提着‘一票否决’的上方宝剑，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今天刚送走一批，明天又迎来一批。送往迎来，疲于应酬，空耗精力，徒费钱财。这种形式主义实在是妨政害民啊！”
三、数乡乃至全县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抗议事件，在近期内尚不可能发生。
我问：“在缺乏二、三产业支持的农业大县，地方政府与农民争食承包地上的有限农业剩余，农民负担率无论从相对或绝对量上看，都远比沿海发达地区高得多，沉重的农民负担会不会引起一县甚至数县范围的农民集体抗议行动呢？”这位政协办主任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此尖锐的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犹犹豫豫地说：“不会吧？！不可能吧？！看来问题远没有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我问：“你的根据何在呢？”他想了想说：“农民负担是重了些，群众有牢骚、怨恨情绪，也是事实。但就G县或全信阳地区而言，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吃得好坏是另一回事情，但一般来说，农民吃饱了肚子，会造反吗？！看来不会吧。信阳九县，各县甚至同一县内，农民人均负担各不一样，我们也没有研究统计过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各县各乡的农民负担，低的一二百元，高的三四百元。超过四五百元的，也曾听说过，但只是个别乡个别年份的事。人均农负二三百元较为普遍。就以人均年农负二三百元计，若光从农户的农副业这块收入来说，确确实实太重了些。但全县多数农户都有非农兼业，主要是外出打工。若加上兼业收入，绝大多数农户还是承受得住。若重得农民受不了，他们可以上访上告。上面一旦发现问题，也会及时处理的。我县就处理过好几起这样的事。社会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对县乡干部是有压力的。他们不敢随意加重农民负担。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集体闹事，大多限于一村范围，最多涉及数村。全乡范围的极少。要发展到数乡乃至全县范围，肯定是县乡班子都出问题了。我看问题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主任的分析与昨晚的讨论结果是相当一致的。
谈到深夜11时余，方告辞回县委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