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 历史与理论坐标上的社会调查
暑期结束，今晚离沪，进行河南第二期乡村调查。
两个多月的暑期，主要用于读书与思考。读书思考的中心内容是与实践调查有关的历史与理论问题。要生活世界的经验材料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全面呈现，已属不易；要对这些具体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本质把握更属困难。经验材料是无穷无尽的，调查者无法穷尽也无需穷尽它。经验事实往往与人的利益、偏见、忌讳纠缠在一起，因而往往以扭曲的形式给予调查者。如何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透过有限的个案分析达到本质的普遍的认识，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恰如确定平面上各点的位置需建立一个坐标一样，要从个别进入一般，从具体进入抽象，从表象进入本质，也需要替“社会事实”建立起一个坐标：纵者为历史的对比，横者为理论的分析。历史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河在某处转弯，在某处汇入新的支流，在某处突然中断形成瀑布，在某处突然停滞形成大湖，然而却依然是同一条河。历史亦复如此。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社会及与地方政府关系而言，历史的继承性远远超出它们的表面变化。这是每个急于现代化的人们必须加以正视的基本现实。正是在这块构成我们当代社会基础的乡村社会内，我们看到古老的生产方式及其同样古老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它们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激烈变化而依然保持它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变化是有的，但很少触及本质变化。至于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村民向非农领域寻找机会而形成的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社会大流动，能否中断这一历史惯性，我们依然得不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我在暑期的阅读重点，是收集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地方政府及两者关系的史料。由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关注构成古代社会基础的乡村社会史，因而我只得自己去爬疏这方面的史料。
多年来，我一直想形成一个分析乡村社会现状及其运动的理论框架，然而一直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我原以为，从问题出发，从事实出发去广泛地收集经验材料，而后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以指导我的进一步调查研究，但进展甚微。我为此十分苦恼。考察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到底应通过什么途径产生，是从我们自身的调查研究中引申出来，还是从西方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中搬运过来，或是走“相结合”的道路，说实在的，这三条路我都走过，然并未形成一个能将诸多纷杂现象统摄一起进行综合分析的理论假设。
当然，要把当代的乡村社会（或说乡民社会）放到“传统与现代化”的大框架内去思考，这是没有疑问的。所谓“经验”，主要指的是村民古老的生存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村民的生存方式，是指家族作为一个生产与生活的群体组织且主要与土地相交换。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三种交换形式，一是由村落文化习俗所决定的，以亲情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互惠交换。这种“礼尚往来”的交换方式与市场交换具有十分不同的特质。二是与市场（主要是集市）相交换。三是与国家的交换（在古代还表现在与地主、贵族之间的交换，在消灭了地主与贵族的今天，主要与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换）。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及家庭总收入在上述三类交换中的比例，是我们考察农户生存方式历史演变的一条重要的线索。所谓“现代化”，则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问题：是指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更吗？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这一现状，几乎堵塞了中国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是指农村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吗？没有工业的支持，人均一亩耕地只能图个温饱。是指村民政治意识的变化吗？在现有生产方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将村民提高到公民还需要探讨。看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依赖于工商经济的高速持续的增长，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依赖于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工商业及城市只有将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吸纳过来，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站在中西部地区来看全国，这一感受尤为真切。
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中国自无例外。凡外铄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不是从“脚”开始走路的，而是从“头”开始的。这就是说，从“观念开始”，从“上层建筑”开始的。从西方学得“现代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首先承担起现代观念的传播使命，然后进入政治过程，使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后通过政治力量与教育力量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与经济现代化。故而现代化过程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恰与西方“原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反。如果我们“自内向外”、“自下向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乡村社会依然是沿着它们的巨大历史惯性向前运动。要在一代或数代人中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与古老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不仅如此，古老而又现实的习惯行为方式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我们按新观念制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去，从而使现代政治法律制度无法按新观念预设的要求有效地运作。进而发现，有许多新观念也是按照我们民族生活所能提供的经验来解释的。
这样，在同一物理时空内并存的观念、制度与乡民社会这三大层次，一经放到历史时空加以考察，就发现观念超前、社会生活居后、制度居中的状态。中国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实质在于：激进主义依据“观念”而力主“应该如此”，保守主义依据历史与现状而强调“是如此”与“可能如此”。在此，我们不去评论他们的是非功过，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观念”与“自古而今”、“自下而上”的习惯行为方式与“制度”的交互作用。正是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走着它独特的道路，或说现实可能走的道路：一条既非“观念”所预设的“应该如此”的道路，也非传统乡村惯性之路。乡村实证研究的目的，无非是让社会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它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调查什么，这是调查者的预设；如何进入调查现场以及如何使调查现场以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呈现自身，这是调查方法与艺术；如何理解调查所获得的经验事实及各类经验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涉及到历史与理论。为了理解，调查者的思维必须“撤离”调查现场。一是逆流而上、进入历史，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去审度经验事实，在表面的观念与制度变化中发现其稳定的因素。二是自下而上，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对各类经验事实进行整体分析。因此，现场调查与出场研究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晚6时35分，开往洛阳的128次列车载着我离开上海，开始第二期河南乡村调查。前来送行的妻子问我何时归来，答曰：“北方寒潮来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