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 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
镇党办主任小佩今日有会，请来了退休不久的镇农技站原站长老刘陪同我们到离镇城南5里的朱清寨村去调查。朱清寨村支书的女儿，正是老刘的媳妇，由他陪同，再好不过了。
当我们上午9时骑车赶到村支书家时，他的老伴王氏说他刚到镇上开会去了。老刘于是请王氏去找村长，或其他村干部来座谈。在此期间，老刘向我们简要介绍他这位亲家的身世与家庭情况：
王支书，现年68岁，是陈留镇29位村支书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集体化时代还存下来的少数几位村支书之一。在朱清寨村，王家是单门独户。解放前，雇工为生，家境十分贫寒。为保活命，卖壮丁，但所得粮食全部落到保长之手。后来从国民党的兵变为共产党的兵。解放后，退伍回村，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在人民公社初期便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大队（村）支书位上，一干就是近40年，论任期，老王是陈留镇29个行政村中最长的一位。老王人缘好，厚道，又肯干，镇上一直让他留任，不肯让他退休，虽然他的老伴一直唠叨着叫他辞掉这份苦差事。
王支书生有三男三女，都很有出息。长子现任开封县半坡乡党委书记。父亲干了近40年，还是个村支书。儿子干了没几年，便升到乡党委书记，这是令老王最为骄傲与宽慰的事了。次子任陈留镇土地所所长，三子现任陈留镇医院住院部主任，都吃上了皇粮。三个女儿早已出嫁，其中第二个女儿就嫁给老刘的长子，在陈留镇一家商店做营业员。
老王家现在的这个院子，原是朱家寨大地主刘某楼院的一部分。这是土改时分给老王的。现住的三间平房是70年代中拆掉老屋后翻建的。70年代盖的平房，如今看来已显得狭窄陈旧，但收拾得挺干净的。卧室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客厅里装着一部电话与扩音器。老刘说，在全镇范围内朱清寨是唯一安装电话的村。
我想，王支书的家史，也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乡村的一个侧面。解放、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使得“贫下中农”阶层中的某些成员登上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从此中国农村最基层一级政权，便掌握在这个阶层的某些成员手中，虽然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这对这部分成员的家庭史来说，是一次飞跃。他们的下一代凭借着这一政治优势而完成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到工商业或党政机关的历史性转移。那么，那些曾经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地富”阶层的后代们呢？他们当中不少人通过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经济自由之机会，并通过祖辈或父辈中的读书或其他机会早先进入城市的亲友们，重新“东山再起”，通过财富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一洗往昔的屈辱。昨日下午五里寨村支书所提到的那个张氏，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我想，如果乡村社会学家就这一现象开展一县范围内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或许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约半小时后，支书的老伴给我们找来了村治保主任，由他介绍朱清寨村的概况，重点介绍该村联办或户办的皮件加工与小化工业的情况。
朱清寨行政村共有四个自然村组成：朱清寨、李子庄、五里庙、小赵庄（村委设在朱清寨，故行政村以该村命名，这是由若干自然村组成一行政村的通常命名方式）。全村共有2 500人，耕地3 400亩。
在全县19个乡镇中，乡村企业以陈留镇最为发达；在陈留镇29个行政村中，朱清寨村以皮件加工与小化工业而闻名。全村600余户农家，从事家庭皮件加工业的有七八十家，从事小化工的，在1990的全盛时期达上百家。如今小化工已经衰落，从事皮件加工业依然方兴未艾。所谓皮件加工，即制作皮手套，全是家庭经营。少则一二台缝纫机，全由家内劳动力承担产供销全部过程；多则十余台缝纫机，雇佣一二十人。雇工大多是本村或邻村人，计件授值，工作时间很富弹性。
80年代中末期，陈留镇创办皮件加工厂，生意不错。当时本村有一位高中毕业生在该厂任供销，既掌握皮手套制作的全部工艺程序，又掌握供销渠道。1988年、1989年间，他辞去该厂供销职务，回家创办本村第一家皮件加工厂，颇赚钱。皮件加工，投资少，技术简单。在他家学得技术的村民各自仿效，纷纷办起家庭皮件厂，如今已发展到七八十家。
如此看来，乡镇集体企业是该村家庭或私营企业之母。前者为后者无偿培训了技术并提供了供销关系，后者兴则前者衰。凡投资少、技术构成简单且有市场的乡镇集体企业，到处充当这一职能，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同样的道理，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曾得到国营企业在原料、技术、设备与人才方面的无偿或少偿的支持，一旦乡镇企业将国有企业的同类产品挤出市场时，缺乏市场竞争意识的后者便陷入了各自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我请村治保主任陪同我们参观几家皮件厂与小化工厂。
这是一家兄弟俩合办的家庭皮件厂。兄弟俩已婚，各生一子，与父母同住一个大院落内。在高墙深院内，有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下四间分成两套，各一大厅带一卧室，兄弟分居。父母住在楼上。院内另有一车间，内有六台缝纫机，一台烘烤整型机。雇佣6名女工，其中3名本村人，3名邻村人，计件授值，工作时间很有弹性，几乎没有上下班制。据云，月薪300元钱上下。大哥负责供销，弟弟负责内勤，兄嫂负责裁剪，弟媳负责烘烤整型。母亲做饭、带孩子，父亲从事田间管理，农忙时全家出动，耕种收割，雇工们也各自回家干农活。
问及他们的经营与收入状况，接待我们的弟弟说，前些年销售状况良好，客商来村收购用不着外出推销。每副手套可赚2～3元，或3～4元，质量好的，可赚7～8元，前年赚了四五万，去年赚了三四万，今年能赚个二三万就不错了。这两年来村收购的几乎没有，非得外出推销，如今推销不易，利很薄，且很费车旅费，提高了成本。
我问这位小业主：“全村生产同类产品的七八十家，生产可分散进行，但原材料的集中采购与产品的统一销售，不是可以节省成本吗？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这样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他说：“农民是合不到一块的，联合起来能降低供销成本，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就是合不到一块。俺村原有好几家是兄弟合作的，但合上一年半载，差不多都闹了分家。像我们这样合上几年，和和气气的，全村也只有一二家。兄弟都难长久合作，何况七八十户人家，七八十条心呢？”的确，“分”是中国农民最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个源于小农经济的习惯使得各种自发的联合极其困难，即令他们意识到联合的好处时，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其实是最需要自愿联合，然而，小农经济所形成的习惯，顽强地阻碍着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
我又问这位小业主：“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他说：“种田吃饭，办厂赚钱。如今城里人有的，我们都有了。楼房、现代家具、电视机、电冰箱，我们都有了。电话也有了，一个电话直通全国。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又问：“你如今楼房有了，家具、家用电器都有了，吃穿不愁，再赚了钱想干什么呢？”他说：“我唯一的愿望是培养我的儿子上大学。我初中毕业后没去上高中，这是我最后悔的事。当时老师和父母都叫我再读上去，但听不进。如今办了厂，到各地推销、谈判、订合同，才真正体会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但为时已晚。我只能多赚点钱，供儿子读书，一直让他读到大学毕业。”我说，“你今年才28岁，为什么说读书已晚了呢？学习知识，不一定要到学校里去呀，完全可以自学。如订一份报纸或杂志长期坚持下去，知识不是逐渐积累起来了吗？”他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件事呢！”
整个庭院铺设砖块，十分整洁；院中有一花坛，十几株月季花开得正艳。一家小小的家庭企业，不只是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更在于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
接着参观第二家皮件厂，高墙深院，也是近几年盖的二层楼房。底层三间，左边一大间约三四十平方米，分四排放置着12台缝纫机，有6个女工正在缝制皮手套。中间约20平方米，有2台烘烤机，堆放着一箱箱待销的成品。右侧似业主的卧室。当我们进屋参观时，一穿戴入时的中年妇女从卧室出来接待我们。她便是这家企业的女老板。丈夫恰外出推销，由她负责企业生产。时值农忙，又近中午，故只有6名女工在工作。亦是计件授值，月薪300元左右。问及全年的收入状况，女老板狡黠地笑笑，说：“混碗饭吃。”村治保主任替她回答：“少则三四万，多则五六万。”女老板也不置可否。问及每双皮手套的批发价，她说：“这要看皮质好坏而定。差一点的每双15～18元，好一点的每双25～28元。”
我看了几双待包装的皮手套，发现缝制得很粗糙，且同一副手套的皮质与色泽有差异。女老板说：“这些手套，主要是销往北方农村的，农民买手套，只讲便宜与结实，对质量与包装并不讲究，这与城里人不一样。”看来，这位女老板还颇懂一点农民消费心理学。
辞别女老板，折到村北，方知他们的“小化工厂”是啥样的：在地下挖一大土坑，埋一大铁锅（直径约1.5米），锅旁挖一方形土坑，铺上砖块。有一大堆树根，是烧锅的燃料。另有一堆已凝固的袋装原料，黑乎乎的。村治保主任说明生产过程：先将原料倒入锅内加热，待熔化后搅拌，再将上面一层取出放在池内，待其冷却成膏状，装入袋中，即是成品，锅下层为废料。该产品名曰“隔离剂”。全部销往农村的各水泥预制板厂。其功能是在水泥板与地面起隔离作用。村治保主任说，隔离剂的原料是县国营化工厂的废料。前些年，他们还为倾倒废料而发愁，故十分欢迎我们去拉运，并不要钱。后来拉得人多了，废料成了化工厂的生财之道，不仅收钱，价格还不断上涨，生产隔离剂已无利可图。原来无需技术，只凭力气就能赚钱，全村一哄而上，到处打坑埋锅，如今只剩下这些废弃的土坑了。
朱清寨村有一家村集体办的化工厂，坐落在村西头公路边。在简朴的厂长办公室内，副厂长（兼村委副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办厂的缘由与经营状况。
1990年初，县、乡政府指令各村兴办村集体企业。当时村里一无资金、二无项目，但上头催得很紧。没有资金，只得靠集资。村里7名干部，每人出资2 000元，共1.4万元；职工带资进入，每人500元，在本村招25名职工，共1.25万元；再向乡窑厂借款1万元。第一期投资3.65万元，办起一家生产染料的小化工厂。为什么想到办小化工厂呢？一是如果办皮件厂的话（当时村里有10余家私人小皮件厂），与村里人竞争，没意思，二是开封市化工厂的一位熟人来村里玩，说起他们厂里有一套生产染料的旧设备要处理掉，可以借来先用，赚了钱再还。又听说，巩义市某化工厂的废料可以作为生产染料的原材料，因此村委决定办小化工厂。因为投资少，技术简单，集资的三四万元钱主要用来买砖、盖厂房、打围墙。1990年末开工，生产出来的产品竟然销路不错。第二年向银行贷款，扩建厂房，添置设备。1994年又贷款建一新车间，生产白酒原料，销路也不错。由于农用电常常停电，很不稳定，1994年投资5万元，改用工业电。因为对外联系增多，1995年又投资5万，建起50门程控电话，村里那么多家庭皮件加工厂，也迫切需要安装电话。
村化工厂最初当然是村干部集资兴办的，但不是村干部们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而是村集体企业。如今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50万元，干部职工近60人。去年年产值130万，实现利润13万；今年估计能完成产值200万，实现利润20万。职工月薪200～300元之间。干部稍高一点，厂长月薪四五百元。
副厂长陪同我转了一圈厂区，略呈长方形的围墙外，是一片空旷的农田。占地数亩的围墙之内有两幢十分简易的厂房：一是生产染料的车间，一是生产白酒原料的车间。靠大门处有一排四间平房，是小化工厂的办公室。整个厂区空荡荡的，染料车间处于停工状态，副厂长说，原料尚未运到，职工放农忙假。只有白酒原料车间有几个职工在忙碌着。我实在想不出，这样的企业竟然还能赢利。我也猜不透陪同我参观的人，更像企业的厂长，还是更像村长。我也不知道，把企业办在这块远离城市的农田上，到底是经济还是不经济。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世代厮守着土地的村民，从这里开始学习另一种生活方式，开始学习组织、管理、成本核算、利润、税收、市场等等他们所全然陌生的一切。
时近中午，村治保主任与老刘执意要留我们在村支书家吃午饭。他们说，既然来了，总得见一见村支书。我们回到村支书家稍坐片刻，村治保主任不知从何处搞来四五种冷盘：煮花生米，粉丝，豆芽，鸡爪，猪肝、猪耳。村支书的老伴替我们炒了一盘鸡蛋。村治保主任又从村支书的房内取出两瓶白酒。我说，四人吃一瓶就足够了。村治保主任说：“乡政府来人，每人一瓶白酒，这可是老规矩，四人喝一瓶，那怎么行，就喝这两瓶。”与河南人交往，没有一定的酒量恐怕是不行的。
下午2时30分，老支书才骑着车从镇上回来，说是镇上的会议上午就结束了，但被一个老熟人拖去喝酒，故现在才回来。
因为老王是连任40年的老支书，故我重点询问该村50年来小麦亩产及村民生活的变化情况。下面是谈话纪要。
——解放前，这一带小麦的亩产在100～150斤之间。夏粮以小麦为主，秋粮有高粱、谷子、豆子与红薯。高粱亩产200～300斤之间，谷子亩产也在200～300斤之间。这当然指风调雨顺的天气，遇到旱涝虫灾，那就谈不上了，绝收都有可能。一个拥有二三十亩地的中农之家，全年大部分时间得吃杂粮，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白馍。“俺村的大地主刘某家，有300亩土地，全家全年大部分时间，吃的也是小麦与高粱的混合粮，只有在春节、农忙才吃白面。”
小麦的亩产在土改、合作化时期没有多大的变化，直到高级社时期，平均亩产才提高到250斤左右，上好的地，或能达到300斤以上，差一点的地，也只有一二百斤。在1976年前后，小麦平均亩产达到300斤左右。直到1983年分田单干前，平均亩产维持在三四百斤之间。好地能达到400～500斤，差地还是100～200斤。1983年分田单干后，产量略有所提高，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二是化肥增加了，但由于种子、农药跟不上，产量提高不太明显。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集体化时期，每人每年能分到80来斤小麦，就很高兴了。农民平时吃的是红薯，红薯的吃法有很多种，烤红薯、煮红薯、红薯片干等等。
1988年开始，本村（附近各村都这样）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关键的因素是良种的普遍使用，其次是化肥投放量增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水利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主要是打井。农民自己出资打井，每井能浇灌30～40亩耕地。全村的平均亩产600斤左右，好地能达到800来斤。陈留镇的土地，一部分在惠济河以北，一部分在惠济河以南。北面的土质比南边的好，他们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800斤，好地可以达到1 000来斤。我村在惠济河以南，平均小麦亩产比北面低100～200斤。当然种子、水利、农药、化肥条件都一样。自1988年以来，全村人全年都能吃上白面、白馍了。高粱、谷子、红薯这三种作物基本上淘汰了。当然有些农户还种植，那是为了习惯爱吃、调剂口味的。如仅从吃的一项来看，如今最贫困的人家，也比解放前的大地主家吃得好。如从住房与穿衣盖被方面来看，全村半数以上的农民超过了从前的大地主，只是没有从前地主的那个威风。
——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我问王支书：“假如有四种意见：一种是重新将土地集中起来，走农业集体化的老路；一种是将土地集中在种田大户手里，搞规模经营；三是将土地所有权也归农户所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四是长期维持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如果让全体村民自由选择，他们将选择哪一种土地制度？”老王、老刘与村治保主任一致认为：肯定选择第四种。村民对土地家庭承包制都很满意，没有谁肯回到集体化的老路上去，也没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要求，如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吃什么？老王说，在1983年刚推行土地家庭承包时，确实有些干部想不通，因为分了土地，他们当不了家了；有少数农民心有疑虑，因为他们需要集体的照顾。多数农民要求分田单干。实行了一二年后，大家都认为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好：一是觉得人自由了，二是打下的粮食，除了上缴政府的，余下的全归自己，能常年吃上白面、白馍了。现在的问题是，土地重新调整的期限到底以多少年为宜？中央规定卅年不变，这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该村1983年分地，1988年调整一次，1993年又调整一次。隔五年调整一次，使各农户的人均耕地得到平衡，农民都很欢迎。
——在谈及村委工作的困难时，老支书说，如今的村委，主要是应付上头交待下来的差事。陈留镇的农民负担比邻近各个镇轻得多（每亩上缴80来斤小麦），村民执行计划生育也比较自觉，所以村委的工作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问题在于，要替村里办点事，有困难。办事要钱，钱又得向农民要，这就很麻烦。原想给村里打一口深水井，接上水管，全村统一供水，但意见分歧，议而不决。我说：“你们不是有家村集体化工厂吗？”老王说：“他们还贷还得好几年呢，哪有钱给村委用。”又说：“上头催着各村办集体企业。我村还算好的，办起来了；有的村还没有开工就垮了；有的开工不久也垮了，弄得村委欠了一屁股的债。”
下午5时，辞别王支书与治保主任，骑车返回陈留镇。一边骑车，一边琢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或说工商业）转移的问题，二是土地承包制下的农业本身现代化问题。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似乎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就地转移，一种是离地转移。范庄村、五里寨村的运输业、建筑业，朱清寨村的皮件加工业，就是一种就地转移。一般来说，乡村企业的兴起与发展，鼓励的便是就地转移之路。另外，人数众多的异地打工现象，就其未脱离承包土地而言，也可归入就地转移一类。中国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城市就业不稳定性，使得当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采取此种形式。离地转移，是指家庭住所、经济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转入城镇。在这部分农户当中，也有两类，视现居地离原乡村的距离而定。远者，往往放弃承包地，完成了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到城镇的彻底转移；近者，依然保留承包地（如就此而言，似可归入第一种）。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促使这部分人放弃承包地？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此而言，政策制定者们应为离地转移创造条件。如开放中小城市的户籍，鼓励乡村企业向邻近城镇集中等等。从理论上讲，离地转移，一头是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另一头逐步将农户的耕地增加到规模经营的程度。然在实际上，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可能达到理论预期。如将人均10亩耕地作为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的最低限度，那么将要有80%～90%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这没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看来是不行的。对此，我们必须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只希望政策能有利于推动这一过程而不是阻碍这一过程。
土地家庭承包制将作为中国农村、农业的一项根本制度长期维持下去。“后退”到集体化是没有出路的，“前进”到私有化或更危险。至于承包期限，不应由中央作出统一规定。最好将重新调整耕地的年限，交给村民大会，或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去决定，政府不必横加干涉。既然土地家庭承包制符合中国农民的根本要求，且中央也一再重申长期维持此项土地制度，那么我们必须研究如此分散、狭小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同现代化农业的关系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千百万纯农户能否通过那一小块耕地与庭院达到更多的产出与更高的收益，以过上温饱有余且安全的小康生活呢？有人据下述三大理由对上述问题予以否定：一、单位产量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个极限，二、农户耕地面积无法扩张，且随人口增长更趋减少，三、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全世界皆然。有人对上述问题持肯定态度。理由：一、一小块耕地与庭院（主要指家庭饲养业）仍有增加诸种产出的巨大潜力，只要市场有这个需求。二、只要减少农副产品的流通成本，并将农副产品的加工业所得利润返还部分给农户，就可达到上述目标。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经济事实和支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就我而言，宁可选择第二种态度。增加产出的任务，看来主要落到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上了。问题是，分散经营的农民，如何减少市场风险，何种组织与制度安排方能使农副产品的部分加工利润与销售利润有保障地回到农户口袋里呢？有人倡导“公司加农户”，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之路。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能将加工与销售利润按比例返还农户吗？当农副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公司与农户间合同价，或相反，市场价低于合同价时，这一合同对公司与农户双方有约束力吗？大量事实证明，没有这个约束力。有人倡导（如山东莱阳县）农户走合作化的道路来解决这个难题。由农户自己来组织吗？千百年来，只习惯于分，而不善于合的广大农民有这种自愿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吗？没有，或说极其稀缺。那么由政府来帮助农民实施合作吗？除少数例外，我敢断言绝大多数官员不把这种合作社搞成官办与低效，是不会罢休的。是的，中国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只有走联合的道路，才能减少市场风险，才能得到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利润。但合作本身是一场革命，一场观念上、组织上、制度上，或说中国小农生存方式上的一场革命。然而，这是一场缺乏内在动力的革命，除非我们通过农村合作学校（这需要创办），培养出大批既懂得合作方式，又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去帮助那些深陷于“分”之习惯中的广大农民。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又不受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但在此人人竞奔于自身利益的时代，能找到几个这样的人呢？
一路胡思乱想，自行车差一点翻到沟里去。
晚饭后，拜会陈留镇田书记。一见面，他就提议我明日下午给全镇党政作报告。他说：“小佩、老刘都说你非常博学，又十分熟悉农村情况。听说前几年你一直在浙江农村搞调查，今年到河南来已好几个月了。我们这种小地方，哪里去找像你这样的大教授？明天下午给全镇党政干部作个报告吧，随你谈什么，主要给我们这帮闭塞的脑袋瓜子开开窍。”听得出来，小佩、老刘已把这两天的调查情况向他汇报过了。县委书记虽同意我到他的领地搞调查，或并未撤除他的警觉与提防。两天的调查过程中，与陪同人员言谈时，我一直谨记他的临行告诫，因而不仅消除了陪同人员的防范，且引起他们的好感，甚至还可以说引起一点尊重。从田书记的话中，我感到实现了预期目标。他请我作报告，是对我的充分信任，于是当即允诺。这个报告，我是通过田书记说给县委杨书记听的，目的是请他放心，我的调查决不会影响“稳定”。
当晚，在旅舍草拟“农民、农业、农村与现代化”的讲演提纲，直至深夜1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