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
上午11时，应约前往信阳市郊的信阳发电厂，由马主任陪同。报告题目与提纲一如昨日，所引实例稍作变动，以切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听众是全厂二三百名干部党员。整个报告历时两个半小时，反应很热烈。中午，厂党委书记、党办主任设便宴款待我们。饭后，派车把我们送到E县。E县的县长是马主任的同校同班好友。此次到淮滨专程往访县长，就县乡政权中的有关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
从信阳电厂到E县城约300华里，驱车赶到E县城，已是下午4时有余。临淮而建的E县城，既得淮河之利，更受淮河之害。历年筑堤防洪，迫使河床逐年抬高。如今，整个县城已处于淮河之下，淮河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时值连日的秋雨，暴涨的河水高出两岸大地数米。E县境内的积水无法排泄，致使沿淮数乡20余万亩的麦苗被淹，全县正处于紧急的排涝保苗的奋战之中。此时来找县长访谈，实在是不合时宜。
果然，县长正忙得焦头烂额。会议开到6时结束，县长才抽空接见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刚坐定，即有两名乡长进来请示“两乡十余万亩小麦受淹，请县里立即组织排涝”云云。县长下令通知县有关部门头头晚8点来县会议室商议排涝事宜。此事刚处理完，又有乡长前来请求调拨数台抽水泵。县长说：“实在太忙了，请县办主任先给你们安排食宿，我抽空来看你们。”于是随办公室主任到县招待所（已改建成宾馆）放置行李，然后到宾馆内的“雅间”吃饭。
晚7时许，县长方匆匆赶来，略带酒意，说是刚才在另一席已喝了几盅，是县组织部设宴招待省委组织部来的官员，年末的干部考核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待县长坐定，马主任即对县长说：“我给你带来了一颗头脑。曹教授此番来信阳，一方面考察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专门来找像你这样由学而官的县太爷谈谈心里话。你们在地方从政，熟悉现行地方政体的实际运行及利弊得失，作为知识分子，又多一份分析与思考。这次我陪曹教授来E县，就是专程来找你谈谈的。”县长说：“曹先生远道而来，理应好好谈谈。在县做官，整日忙于各种具体事务，缠于各种应酬，连读书、思考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有许多问题与困惑，确实想找人聊聊。然时下实在太忙，又值涝灾，排水保苗，关涉到明年的夏粮收成，县长之责，莫重于此。这次只能略备薄酒，聊表求教心意，下次有空，你我三人，谈他个三天三夜。”接着频频劝酒，以尽地主之谊。
我是没有时间等“下次”了。故趁此席间与县长略谈几个问题。
我说：“明末的顾炎武对地方政治有不少精辟的议论。在其《日知录》中说，宋、明县官，位卑权轻；中央、州郡之官，位高权重。由此造成的弊病，在上者权大而责小，往往瞎指挥；在下者权轻而责大，或唯上是从，或不按其位，急欲上爬。县官向有‘亲民，之名而无其实，且地方官都取回避制、任期制，犹如传邮，难安其位，任其责，亲其民。顾炎武建议，一是减少管官之官，用现代行政术语来说，是减少中央到县的管理层次，二是赋予县官以亲政莅民处事之权，以负其责，是谓尊亲民之官。阁下对此，有何评说？”
县长说：“宋明状况，至今亦然。如今，从中央到省市的不少中高级官员，对县、乡两级之官，既轻视，又不信任。认为县乡之官，一是能力低，二是贪赎成风。弄得县乡之官，受上下责备，两头受气，无处诉说，很有怨气。这对地方政权的建设，十分有害。这里，牵涉到县乡级官员的总体评价问题。全国情况，我不敢说，就信阳一市九县而言，我略有一个印象。对E县而言，我是比较熟悉的。就以我所接触所熟悉的范围而论，说实在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勤政为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计为忧，上以民族国家前途为虑的清官，在现今的市、县、乡官场中，实不多见，说凤毛麟角也行。一头是结党营私，以搜刮受贿为能事，以邀功上爬为目的的贪官也毕竟是极少的。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劣政行于一时或可，但怎能行之长久？大量的地方官员处于中间状态，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与用人体制之下，这中间状态的官员，其变化趋势实有令人忧虑之处。如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考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保位，二是升官。中国政制及用人制度，下级的乌纱帽全部掌握在上级少数官员手中。故下属官员，为保乌纱帽，为求升迁，只得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看上面的脸色，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指标、任务，很少问，或不问，甚至不敢问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实际或不切合实际的问题，而是照单推行。在执行过程中，还得留出一个‘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码向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乡压村、村压农户。省里定的指标是100，到了农户头上往往是150，甚至是200。如省里核定电价，每度O.5元上下，到了农户，往往1元左右，甚至更多。农民不堪重负，上访上告，倒霉的还是县乡之官。权力集中于上，且主要集中于一人，这种政体若要有效运作，必须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处于上位的这一个人必须德才兼备：德，足以勤政廉洁；才，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二是权大责也重，责权相称。但这样的人，自古就少。如今推行市场经济，人人竞逐财富，贪图享乐，那就更加稀少了。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权独揽，责任推给下属，那非出问题不可。如今讲法制，但我们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具空文，这就是所谓的‘有法不依’。”
在谈到回避制时，县长说，官员回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关系网的影响；其弊是县、乡主要官员流转太快，刚一熟悉情况，就被调到他县、他乡。地方官的许多短期行为，由此而产生。
话题又转回到地方吏治与政体方面来。他说：“在我看来，县、乡官吏中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个别官吏的腐败行为，还比较容易解决，但一涉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便困难重重了。经济改革，搞活发展经济，官、民都能从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税，财政丰裕，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搞经济，人人乐于从事。但搞政治改革，仅精简机构这一条，就得摔掉许多官员的铁饭碗。如把对上负责的政治体制改为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那肯定会遭到来自官场内部的强烈抵制。中国历来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天下的。若推行民主政治，就得全部倒转过来，说说可以，做起来就难了。从前我上大学时，也以为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如今，自己做了官，才深感中国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关于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另外，现行的财政体制也有问题。分灶吃饭，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利，对内地不利，对内地缺乏二、三产业的农业县、乡，尤其不利。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全部来源于二、三产业，并有余力补助农业。我们内地呢，根本做不到！就拿信阳九县来说，县、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农业经济，一是脆弱，至今还是靠天吃饭，我们这里下了四五天雨，还不是大雨、暴雨，全县就有三分之一小麦受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涝保苗，能保住明年的夏收，已属不易了。二是比较效益低。农业歉收，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困。老天爷帮助，农业丰收了，谷贱又伤农。今年的小麦、稻谷的市价，比去年降了二十几个百分点，差不多把农业的纯利这一块都降掉了。三是户均耕地面积太小，产出极其有限。地方财政与农民争饭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样，补贴农民一点。农民说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说穷得发不出工资，上上下下日子都难过。我们信阳地区，一乡的财政，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县财政收入，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这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各县、乡往往发了教师的工资，发不出县、乡官员的工资。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事。该由乡、县财政养活养好的官吏，如今养不好，要他们集中力量办公事便困难了，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去办私事去了。地方吏治的恶化，实与这一因素有密切关系。”
最后，县长说：“上次马主任对我讲起‘马太效应’，叫做‘你有的，还要给你；你没有的，还要剥夺你’。如今沿海与内地，富裕地方与贫困地区的情况，正是这样。E是个贫困县，老天还给我们降灾。沿海富裕，资金向那里流动，政策向那里倾斜。但中国是中国，老子讲‘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邓小平也讲‘共同富裕’。我们内地贫困县希望中央做两件事。一是中小学教育这一块，由中央财政负责。二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贫困。”
时近8点，县长起身告辞。他还得再到隔壁一席应酬一下，然后赶去开会，布置明天的排涝任务。临行，再三请我多住几天，待他忙完这阵子，找时间深谈。然而，我对县长的挽留只能心领意会而已。此次与县长的会谈，是初次，或也是最末一次，所谈虽然简略，但确实起到补充与加深我对内地县、乡政权实际状况的认识。这位由学而官、处官仍思学的E县令，确如马主任所赞誉的那样，是信阳九县中为人正直、善于思考的县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