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 参观“毛泽东显灵”处
从新蔡县城乘坐私人中巴到练村镇，再从练村镇搭乘村民的小三轮到达“毛泽东显灵”处——田庄——已是上午10时20分。或许是田庄已成为人们前来参观的“圣地”，停在练村镇简陋脏乱的十字街口的五六辆三轮拖拉机改装的“客车”主，一见我们就知道是到田庄参观的。
田庄是一个以田姓为主的自然村。全村150余人，40余农户。除一户董姓外，余皆田姓。村落虽小，但村内农舍、道路布局十分凌乱，与王勿乡的小李村并无二致。近些年来新盖的砖瓦结构的平房，只有五六栋，其余30余栋民舍都是土坯墙，多数是瓦顶，少数茅草顶，一副贫穷破旧的样子。有些农民在家门口修地窖，准备贮藏刚从地里收上来的鲜红薯。从三轮司机的口中得知，这一带的村庄都是这样的，只是规模略有大小，土坯房与砖瓦房的比例有高低。关于红薯，依然是这一带村民的主食：新蔡县地少人多，农民上缴重，小麦能吃上半年、几个月已算不错了，必须依靠红薯。
司机把他的三轮车停放在村口，然后陪同我们来到“毛泽东显灵”之家。这是一幢十分狭小简陋的农舍：由土坯围成的围墙内，有三间陈旧低矮的土坯墙瓦顶房，在这幢坐北朝南的正屋前，东侧是一间砖砌的厨房，西侧是一间草棚。当我们入院之时，户主夫妇俩正在草棚内分捡一大堆红薯，将大而好的红薯装入麻袋内，准备藏入地窖。40来岁的男主人见我们来访，一边起身欢迎，一边引我们入室参观，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进入客厅，果然在石灰粉刷过的正墙中间清晰地显现着毛泽东的标准像，这便是外界盛传的“毛泽东显灵”。在从前张贴毛泽东画像的客厅正墙中间，只有毛泽东肖像的墙影。看得出来，显现在石灰墙上的毛泽东肖像，决不是有人故意画上去的，但原来的画像怎么会“复印”到墙上去呢？
客厅正墙前的长桌上，供放着七八包各种牌号的香烟，皆国产，无洋烟，还有两盘糕点与一盘水果。户主说，这都是来访者留下的，积累多了，他就把一部分香烟与水果分给乡亲们吃，否则浪费了可惜。我递给户主一支香烟，自己抽一支，只见户主像点香那样点起我递给他的香烟，并倒插在长桌上的烟缸内（烟缸是一只碗）。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只香烟缸内有一碗烟蒂。毛泽东好抽烟，这是农民们所知道的。我再递给户主一支香烟，他说他本人并不抽烟。我问户主，为什么不在长桌上供放香烛？他说，这是迷信，毛主席是不喜欢迷信的。随后，我退出客厅，请户主搬来椅凳，坐在门外，并请户主给我们介绍他的家庭及毛主席“显灵”情况。
户主姓田，名树发。1974年高中毕业，现年43岁，妻子42岁，生有两子一女。长子2l岁，现在新疆某建筑工程队打小工；长女18岁，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农务；幼子15岁，还在读初中。现住的三间土坯房是1975年8月为结婚而盖的。次年，毛主席逝世，他将大队所发的一张毛主席肖像张贴在如今毛泽东“显灵”的地方。肖像两侧还有一副对联：“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那是毛主席逝世后最时兴的对联。1988年春节，打扫卫生，发现毛主席的肖像有些破损，于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揭下，折叠，并存放起来。当时在墙上没有发现任何印影的痕迹。农民嘛，总要在客厅墙上贴点什么。所以，“我曾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新的毛主席像，但没有。有些农民买年画来张贴，我觉得贴年画没啥意思，所以，1988年后，墙上再也没有贴什么东西。”一直到1992年3、4月间，才发现有印迹，但看不出是毛主席的像。是年秋末，墙上才隐隐约约显出毛主席的像迹。直到1993年3、4月间，毛主席头像的轮廓才渐渐变得分明起来，不久，消息传出，人们都说，这是毛主席‘显灵’。开始只是四周农民前来观看，后来越传越远，越传越奇，前来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多达五六批人，把我这个院子挤得满满的。从此，我家大门常年开着，无论家里有人无人，一律对外开放。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直到如今，几乎天天有人来参观。至于前来参观的人嘛，各式各样的都有。从学生、老师到省、市、县党政机关干部，从本县、本省的到外省市的，甚至还有港台来客呢！在前来参观的人中，有些是纯粹出于好奇，但大多数参观者既有好奇，也有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心理而来的。有的一进门，看见墙上毛主席的影印，立即跪了下去，给毛主席磕头，流泪。我家穷，买不起跪垫，就用我的枕头权当跪垫。”去年夏天，一位从新疆来的退休老军官，有七八十岁了，进门一见毛主席像，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两个警卫要把他扶起，他还是跪着不起，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十几人无不为之感动，都哭了起来。类似这样感人的场面，我每年都要碰到好几次。”
我问他：“参观者有无留言？”他说：“有呀！从1993年末到现在，一共写了16本留言簿，其中2本给洛阳市某大学教员借走，至今未归还。家里还有14本。大多数参观者，参观过后便走了，我也不知他们是何人、来自何地，也有些参观者要问这问那，并要留言。乡政府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就给我送来几本簿子。”于是我请他取出留言簿给我看看。
一共是14本信用报告簿。我一本一本地翻阅，大多留言是怀念性质的，如“毛主席，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人民怀念您！”“伟人犹在，万民导师！”“光辉永照大地，与日月同辉！”“毛泽东思想与日月同辉”等等，但也有不少留言，似有弦外之音：
“主席，20年未见您的面，今日一见，万望您继续指导中国革命的航程，永保人民的幸福安康。”
“盼望毛主席归来。”
“毛主席比现在所有活着的人更有吸引力，更伟大。”
“毛主席是活神仙。”
“‘喜欢造反者，我是引路人’——毛泽东。”（此留言，未署名，也未署日期）
“毛主席，中国不能没有您。”
“敬爱的毛主席，中国人民想念您，想念您的思想，想念您的作为。今日更想念您，相信中国人民永远沐浴着您的思想光辉，相信任何人破坏不了您的光辉形象。”
“毛主席，我们工人阶级需要你！”
三年间共16本留言簿，我粗略估计有五六百条留言。每条留言，虽出诸一人之手，实代表一批参观者。一批，少则二三人，多则十余人。平均每批以5人计，则三年内留言者就达3 000来人。如未留言者是留言者人数的5倍，则有1.5万人到此参观过。就以3倍计，也达1万人次。凡留言者，通常著有各自单位、姓名与时间。从单位上看，以乡、县、市（地）、省各机关工作人员为多，且大多在河南省范围之内，也有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新疆、山东等省的。户主说，香港、台湾也有人来参观，并从房内取出数张低面值的港币、台币给我看。说：“本来有好几张，送给别人一些，以作留念，我留着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用。”
看到了台、港币，我想起一件有关户主的传闻。这则传闻说：该家因收受参拜者的供品与钱款而发了大财，并盖起了楼房。该村至今没有一栋楼房，户主至今住在旧土坯房内，可见“楼房”云云纯系讹传。至于是否收受钱物，我拐弯转角地问及此事。他说：“参观者在长桌上放香烟是常有的事，但陆续分给乡亲们去抽了，我本人没有抽烟的嗜好。糕点，果品，有些是乡亲们送来的，他们中确有人把毛主席视为神仙菩萨，有些是参观者随身带来的。至于送钱，不能说一次都没有，但很少。一年难得碰上一两次，或两三次。送个五十、一百的，但一般情况我是坚决不收的。这是不作兴的，因为毛主席不喜欢这一套。”我相信这位老实憨厚的村民所说的话。
又谈及毛主席“显灵”之事。他说：“前来参观的人中间，有不少人问起此事，我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墙面贴过毛主席的像，如今在墙上显示出来的主席像与从前的肖像是一样的。所以，是从前的像印上去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释：一是为什么别人家的主席像没有印到墙上去呢？二是为什么1988年揭掉的像，到1992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呢？在参观者中，有些是大学教授，这些专家学者也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我是1975年结婚的，那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只盖了三间土坯房，室内用石灰粉刷过，屋外的这间厨房与贮藏室是80年代末才盖的。在1988年前，我家的灶间就放在屋内的西间，烧的是麦秆、棉花秆，烟雾很大，又没有烟囱，这样，熏了好几年，这或许是将毛主席像熏印到墙上去的原因。这是有些专家们的分析，我也不懂得其中的物理、化学道理。”又说，“如果我在1992年前撤了老屋盖新房，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如今墙上显出毛主席像，参观的人多了，我要再盖也困难了。去年末，驻马店地委的一位干部陪省里一位大官来此参观时说：‘你的老屋成了省重点文物，要好好保存！’我今后要盖新房，只得另找宅基地了。”又指着毛主席像右下角的一个小圆圈说：“外界传说，这是红太阳。这是误传，是迷信，其实是前年的一位参观者画上去的。毛主席喜欢老实人。我应该对你们说老实话。”
在曾贴过毛主席肖像的农舍石灰墙上何以显现出或复印出同样的肖像？这个问题尽可交给物理、化学家去回答。虽有点新奇，但并不神秘。这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舍主人，也非真的认为是毛泽东显灵。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石灰墙上复现毛泽东肖像这一事实本身，而是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反应：它的传播之快、传播之广，并引来的持续不断、络绎于途的参观者。口头传播者的社会心态及数百条留言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社会情绪（就在我们到田庄前一刻，有省计委十数人来参观。在我们离开田庄时，又碰到省妇联十数人前来参观）。日趋扩散的口头相传与络绎于途的参观人群，是否单纯地出于好奇？从参观留言与下跪磕头流泪中我总体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自由，他们通过土地与自由第一次得到了温饱并逐渐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这是农民兄弟们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但中原（其实应包括整个中西部广大地区）民众何以如此强烈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且同样如此强烈地对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状况感到不满呢？是否出于对社会大变动的不适应感？还是别有他因呢？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社会风气的恶化、地方党政的腐败与沉重的农民负担。
于是向户主打听当地农民负担情况，却没料到他推辞不说。“我常外出打工，家里村里的事并不太清楚。”以此回避搪塞我提出的问题。此时，一位30来岁的邻居端着一碗煮红薯进来。我问他：“这便是中饭？”邻居说：“是的。”我又问：“全村人都用红薯当中饭吗？”他说：“如今正是红薯收获时节，这一带农民一日三餐差不多都吃红薯。”吃的是红薯，住的是土坯房，我意识到这一带的贫困，便转而请他谈谈农民负担情况，但他也支吾其词。于是我转向静候一旁的司机。他倒比较坦率（或说稍为大胆）：“我们这里夏粮缴麦，人均上缴160斤到180斤；秋收上缴钱款，人均70元到80元。合起来每人每年上缴200到220元。”经他说破，户主与邻人也便认同了他的说法，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该村人均耕地算起来1.3亩，但人均1.3亩承包地包括宅基地与村前屋后的荒地，实际耕地人均1亩左右。农民负担是按人均耕地分摊的，乡里村里将宅基地、荒滩地都计算在承包地内，就可以增加农民的负担。”
他们说，这一带小麦的平均产量500斤到600斤之间（指正常年景的平均产量），人均只有1亩左右耕地，除去农用成本，再上缴一二百斤，怎么够吃？本村绝大多数农户，全家小麦能吃上半年就算不错了。所以秋粮都必须种一些红薯与玉米，红薯产量比较高。将红薯、玉米与小麦配合着吃，刚能填饱肚子。另外，得外出打工。外出打工，一是可以挣几个钱，二是可以把小麦留给家里人吃。又说，如今的电价越来越贵，今年每度农用电1.5元（省电力局、物价局核定电价是每度电0.45元），村里有许多农民用不起电，重新用起煤油灯。
问及1亩小麦的农用成本，司机说，他夫妇俩共有1.6亩承包地，每项投入如下（司机与户主属同一乡，但不同村。他的村组人均耕地0.8亩，前年生一子，但耕地未作调整，只有2人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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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60斤（自留种子，要多放一些，买良种，要花钱），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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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一袋二铵130元，三袋碳铵，35×3=105元，尿素70斤，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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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30元。
耕地、打场、收割靠自家劳力。去冬今春，天气尚好，没有浇水。故农用成本只计上述三项共389元，每亩平均240余元。1.6亩小麦共收1 000斤左右，亩产600余斤。去年每百斤小麦80余元，今年只有70元左右（市场价格），计420元，除去农用成本，每亩收入只有180元。以0.8亩计，只有144元。但人均农负高达200余元。这样看来，这一带农户倘无农业外的打工收入，要维持全家温饱已很艰难，遑论改善自身的住房条件。问题是，全乡人均200来元的上缴款项用到哪里去了呢？问在座的三位村民，他们说给乡村干部们贪污掉了，吃喝掉了。这一回答，部分是事实，更多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离别田庄，已是中午12时30分。天开始下起濛濛细雨，给刚播下的冬小麦浇了一遍水。从练村镇返回新蔡的中巴车上，遇到一位新蔡县化肥厂的下岗职工，于是攀谈起来。这位年近50岁的下岗职工倾吐出来的全是牢骚怨恨。他说：“新蔡化肥厂原有职工三五百人，好端端的一个企业，被一批又一批的蛀虫们挖空了，吃光了。去年破产，各谋生路。幸而他原是厂里的驾驶员，如今给私人老板开车。没有技术的，那真惨了。年龄小一点的还可以设摊打工。年长且身体不好的，叫他们怎么过日子？！”问及他家的情况，说是有两子，长子念大学，每年得五六千元，次子念中专，每年也得二三千元。妻子是中学教员，有病在家，数千元医疗费无法报销。一家四口，全靠他手中的方向盘。一旦有个闪失，或身体不好，两个儿子就得中断学业，每念及此心里焦虑烦闷。说起如今的地方官员，他便来气，骂道：“他们是一种喝工人、农民血的吸血鬼，别看他们现在神气活现，花天酒地的，总有一天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这一大批得到了自由但失去了安全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虽迫于生计在行为上努力去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但在观念上、情绪上却走向相反的道路。就中原广大农民群众而言，也可以作如是观。此类社会情绪的长期积压，完全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地方大小政权们，应该居安思危啊！
车到新蔡县城，细雨变得稠密起来。县城各主要街道两旁未穿雨衣的交警，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神情严肃地站立在稠密的细雨中。这样的环境与秩序是否优良我不知道，但这样的环境与秩序只有在三优杯检查期间存在，这是检查团所有成员都应该知道的。
值此关系到地方官吏政绩与仕途的大检查时期，在这里停留等于浪费时间。我们在城里吃了中饭后，便乘上开往平舆县的公交车。
从正阳到新蔡，从新蔡到平舆沿途凡有墙的地方，差不多刷着各种大幅标语：
“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
“八仙过海显神通，致富路上当先锋。”
“家家上项目，户户奔小康。”
“十万大军搞劳务，二十万户上项目。”
“家家有项目，人人有活路，天天有收入。”
“户种两亩棉，增收两千元。”
“家养两头猪，致富不用愁。”
“实施平安工程，确保社会稳定。”
“我们虽是农民，也要比上城里人。”
将计划、目标落实到会议桌上，落实到墙壁上，落实到报表上，确实是个轻松简便的方法。在中原大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顺口溜”：其一流行于民间，称为民谣。其二流行于墙上，称为官谣。套用《诗经》的用语来说，前为“风”，后为“雅颂”。民谣表达的是“社会情绪”，官谣表达的是地方党政的政经目标。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官谣的制作者们为什么不去追查每句口号的现实性？每家养猪两头，就能致富吗？至于“发财”与“光荣”之间，“贫穷”与“无能”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只讲“发财”不论手段，只以贫富论荣辱，论能与无能，这不正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吗？
沿途所见村落，土坯房屋占全村住房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沿公路旁有些楼房。杨老师说：“有些富裕户通过关系从村里迁到公路边，可充分利用‘公路资源’。远离公路的村落，土坯房屋所占比例还要高一些。驻马店各县，乡、县间的道路差不多‘硬化’了。因为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差不多都配上轿车。至于乡与村、村与村之间，基本上还是原始土路。这一带的土质呈黏性，一下雨道路泥泞得很。所以有能力、有关系的人都想迁往公路边来住。”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通过“看”便能大体了解：一是看村民住房，二是看乡村道路。我将砖瓦平房称为解放后第一代住房，楼房（或新式平房）称为第二代，别墅式楼房称为第三代。土坯草房或土坯瓦房乃是解放前绝大多数村民的住房样式。就此而言，这一带的住房建设正处在向第一代住房的更新过程之中。有些乡村刚刚起动，有些乡村接近完成。由此看来，驻马店地区比开封地区经济落后得很多。另外，在开封所属各县内，红薯已从村民主食中退出。从新蔡练村镇调查来看，红薯的主食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依然靠杂粮维持生计的地区，发展家庭饲养业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剩余劳力，唯一出路，就是外出打工。
下午4时半，车抵平舆县城，先找一家旅店安顿下来。杨老师到县政府去找他的学生，联系下乡村调查事宜，我与永成在旅舍休息。一小时后，杨老师回来报告联系结果：人是找到了，但有难色。全县上下忙于应付随时可能来临的“三优杯”检查团，无暇陪同我们下乡调查。实际上，各县似有一道不成文的规定：严防记者入境调查，尤要防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看来，凭借杨老师的私人关系无法进入“调查现场”。于是决定，明晨返回驻马店。
晚饭后，请杨老师找县城里的熟人、朋友去聊天。既来平舆，一无所获，总是件憾事。他说，县供销社下属的农副产品购销公司总经理是他的朋友，可以陪同我去一访。于是冒雨前往。
该公司所在地一面临街，内有占地约半亩的院落，四周各有一排旧平房，看上去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物。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公司总经理正与一帮人围着打牌。见杨老师来访，便起身将我们引至他的卧室（室内只有一床、一桌、几只凳子而已。这是他在公司的临时卧室，他的家在农村），并接受我的访谈。
问及农副产品购销公司的目前状况，这位40余岁的经理坦率地说：“尚未破产，但也差不多了。”据他介绍，该公司原有职工三四十人。如今前来上班的只有八九人，其余职工纷纷外出，各谋生路，但关系还是挂在公司。农副产品购销公司，直属于县供销社领导，其职能是收购并销售农户的农副产品。如今搞市场经济，公司的业务大部分被私商挤掉了。坦率点说，几年来，该公司既不从事收购农副产品，更不销售农副产品，全县农副产品的购销市场全部被私商所占领。该公司唯一的资产便是这几排老平房，唯一的收入便是公司房产的租金。邻街共有4间平房，每间月租金是500元。院内12间，每间150元（全公司只保留一间办公室与一间经理卧室）。月租金总共3 800元。刚好发十来人的工资。前来上班的十来名职工，平时没有什么事可干，每天来报报到，转一圈，或打打牌，或外出做自己的事。至于职工的医疗费，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其余二三十名职工，虽关系挂公司，其实早与公司脱离关系了。留下的十来名职工，人均月薪300元多一点，这在平舆县也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反正吃不饱，也饿不死。
我打趣地说：“你们不是成了食租阶级了吗？虽然收入低，但也算是不劳而获呀！”总经理说：“差不多是这样吧！现在还有房租可吃，但也吃不长了。这是一些60年代初盖的老房子，没钱维修，总有一天要塌掉的。或被县房地产公司吃掉，他们一直打我们这块地皮的主意。到那时再说了。如今还好混混，混到实在混不下去了再说。”我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总得想点办法啊，市场经济嘛，你不挤别人，别人可来挤你们呀！”他说：“有谁不想做生意发财呢？问题在于谁都可以做生意，这个生意就难做了。从前，农副产品收购，全县就此一家。如今到处都是，这碗饭实在难吃。今年初，我们曾做过一笔化肥生意，贷款购进1 000吨化肥，没想到四五月份中央下文件限价。限定价格低于我们的进货价，结果我们白白亏损了二三十万元。前些年我们也想办法做各种生意，但赚得少、亏得多。这几年，就我们这个小公司，就连本带利，欠银行100多万元。你说我们还敢再做生意吗？欠银行的这百万余元，我们是还不起啦，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愁也没有用。今年栽在化肥限价里的，不只是我们一个公司。凡从事化肥生意的全部赔了进去。县供销社下属数十公司，有十几个公司已宣告破产。据说，有的公司近几年来连续亏损二三百万元。”据他说，平舆县供销社系统原有职工二三千人。
从农业集体经济向土地家庭承包制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农村供销合作系统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县、乡政府内的各涉农机构。适应着计划经济、集体化与统购统销政策而建立起来的农村供销合作系统，名义上是“农民的合作社”，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准政府机构。改革开放以后，其他机构与私人纷纷进入农副产品的购销与农用物资、日用品的供销市场。庞大而僵化的供销合作系统被处于各私商业机构与私商们的围攻、吞食与扫荡的狼狈境地。近十几年来，中央与地方对大宗农副产品（如粮、棉、茧、烟等）的收购，一时集中、一时放开，一直摇摆不定，使得这一准政府机构的改革方向难以确定。从理论上说，这一机构要执行两大目标：一是确保大宗农副产品按国家定价标准的收购任务，二是确保按国家的限价标准向农户供应主要的农业物资，当然，这一机构还得维持自己的生存。但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这三大目标一个都无法实现。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农村供销系统与各涉农机构正日益溃败下去。然而，分田单干的广大农民，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供销合作组织。问题在于，这种客观的经济要求并没有上升为农民的主观要求。他们无力完成这样的合作与联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无法把现存的供销合作系统改造成为既是官办的，同时又是农民的合作供销机构。平舆县农副产品购销公司，一部分人在食租中等待破产（按其负债情况，早该破产了），一部分人转化为私商。看来，这便是此类商业机构的一个缩影。
晚10时，辞别这位公司的“留守”经理返回旅舍。雨下得越发紧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