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访养猪专业户
遂平县的关王庙乡地处驻马店市郊与遂平县交界处，关王庙乡的翟庄村位处107国道西侧近1公里处。吕先生在关王庙乡曾工作过10余年，在翟庄村有他的老熟人、老朋友，故不通过乡政府而直接入村调查。上午9时，吕先生陪同我来到翟庄村。
雨后的乡村道路泥泞不堪，村内的道路到处是积水，幸而我们备有高统雨鞋，否则只能赤脚入村了。吕先生说，驻马店所辖各县，从县城到各乡镇府所在地的道路大部分“硬化”了，但村与乡（政府）之间、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差不多依然是土路。这一带地势较低，每当下雨，各村便积满了水，村内道路成了水塘，排泄十分困难。如今分田单干，各家自顾不暇，再也没人关心排水的事。我说，在以农业为主的贫困乡县，县乡之间的道路硬化与其说是经济发展本身推动的，远不如说是县乡主要官员配备了小轿车这一事实所推动的。至于乡村之间的道路硬化，没有乡村工商经济的有力支持，单靠农业与打工积累，是很难达到这一目标的。反之，我们从乡村道路的状况，就大略估计出这一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的程度。吕先生对我的这一说法，信以为然。
首先走访傅老先生家。傅先生现年61岁，原是关王庙乡中学校长，现退休在家，与其老伴一起过活。生有两儿两女，都在外工作。家住三间旧式砖瓦平房、两间配房（一间厨房、一间贮藏室），有简陋的围墙，整个庭院（包括住房）占地不足半亩。吕、傅是多年的老朋友，因吕先生的引见，谈话气氛格外融洽。
——关王庙乡现有人口3.6万余，耕地7万多亩，人均耕地2亩多。傅先生补充说：“土改时，全乡人均耕地5亩多。”全乡共辖17个村委。翟庄村委有2 400人，耕地5 000余亩，共有8个自然村。问及各村落名称与姓氏结构时，傅先生如数家珍。刘王堂村：刘姓占70%，王姓占15%，余为其他4个小姓。李楼村：张姓90%，李姓只有3户，另有二三小姓。聂楼村：聂姓占95%以上，余为二三小姓。董庄：许姓60%，杨姓30%，余为一二小姓，唯独没有董姓。翟庄村：翟姓95%以上，余为二三小姓。（傅校长家住此村）茨院村：张、魏两姓各占一半。吴庄全部吴姓。管楼村：管姓只有一户，余皆为杨姓。（研究村落名称与姓氏结构，是了解中国村落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人说，中国村落是一个高度自给且封闭的血缘共同体，这一判断只具相对意义。从长时段看，村落社会只是家族的集合体，而非血缘共同体。同村各家族之间的经济地位既发生垂直流动，家族在各村之间也发生地域流动。投亲靠友、招女婿、做长工则是异姓入村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谈的姓氏，当然仅指男性，因为村落社会本质上是个男性社会。随着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情况正发生变化。）
从各村落的姓氏结构谈到此地乡村解放前后的大家庭制度。傅老先生说，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祖孙三代同堂共灶的家庭较为普遍。通常的情况是，祖父母死，第二代兄弟各分家。最理想的情况是，祖父母死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兄弟依然同堂共灶。这种大家庭虽然为村民称慕，但能长期维持和睦共处的并不多见。在翟庄8个自然村内，只有二三个这样的大家庭维持到解放前或50年代末。如刘王堂村的刘氏。现在已分成30余户，100多人。40年代初，该家兄弟五人，虽然各有儿孙，依然合在一起过活，直到1945年才分成五家。老大、老五当过大家庭的掌柜，自然有些积蓄，分家后增购土地，在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老二有四子，长子被划为贫农，其余三子划为中农。为什么老二的长子划为贫农，因为他一共生了七个男孩，老三、老四及其儿子大概都是中农。另有一家五代同堂，全家有五六十人，直到1958年才分家析产。该家的掌柜是全家辈分最高的老奶奶，在她的管辖下，全家五六十口人一直维系不散伙，等老奶奶一死，立即分家。老校长说，他的老家在南阳社祺县。在那一带，三四代同堂共灶的大家庭比遂平县多得多。
因我觉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与解放前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理想的大家庭制度有某种渊源关系，故对大家庭得以“合”的条件与必然“分”的原因甚感兴趣，于是向这位农村老知识分子讨教大家庭分合的条件与原因。
他说，农村家庭规模的大小与代数的多少，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要有足够的耕地维持不断增长的家庭人口的生活。如果地少人多，要想维持大家庭生活也不可能。二是在大家庭内，要产生一个能干且公道的掌柜。一个二三十口甚至五六十口的大家庭，确实像一个生产小队。劳动力的安排，劳动产品的分配，筹办婚丧大事，没有一个能干且公道的掌柜是不行的。正因为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家庭在农村只是少数，所以大家庭的实际比例较少。至于大家庭很难长期维持的原因也在于此。一是做掌柜的既能干，又要一碗水端平，没有偏心，更不能“以权谋私”，实在不容易。刘家的老大、老五做过掌柜，私蓄就比其他三兄弟多些。这或许是导致1945年分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随家庭人口增多，土地问题宅基地问题就突出了。在从前光靠土地积蓄购置土地是不太容易的。三是大家庭内有若干小家庭，媳妇是从外村娶来的，各房媳妇的娘家经济状况不同，随婚带入小家庭的私蓄也各不相同。各小家庭之间虽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但仍有一点“贫富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内部矛盾。四是大家庭内子孙多，孩子间难免发生争闹，母亲总难免袒护其子，引发妯娌间的冲突。五是作为一个生产与消费单位，谁干多、谁干少，谁用多、谁吃少，也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生产队还可以用评工计分来解决，大家庭内又没有这个制度，只凭习惯与良心办事，虽然也讲忍耐与谦让，但总难免闹出矛盾来。
在谈及宗族祠堂、族谱与宗族意识时，傅老先生说，据他所知，整个遂平县在解放前只有魏、王、刘氏有祠堂与族谱。在这三大宗族中，只有魏氏宗族不乱辈分，据说，至今如此。这些年来，从未听人说起重修族谱的事。在此方圆百里之内，敬祖意识、宗族意识十分淡漠。年轻一代更是如此。各村落内虽有大姓小姓，主姓杂姓，但很少发生两大宗族之间的冲突。“在翟庄，我是单门独户，从来没有感到来自大姓的压力。邻里之间难免有些纠纷，但与大姓小姓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傅老先生说，在80年代初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各大队、小队态度并不一样。这主要与各大队、小队的集体经济的强弱，集体积累的多少，队长的好坏有密切关系。就遂平县当时的情况来看，四分之一的大队、小队集体经济搞得较好，四分之一搞得较差，另有四分之二介于两者之间。集体经济搞得好的队，干部村民一般不愿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队，村民的多数愿意分田到户。处于中间状态的队，说分也可以，不分也可以。另外，公社时期的分配原则是“人六、劳四、外加照顾”。这是对口粮而言的，即粮食60%按人口分配，40%按劳动力分配，“照顾”是照顾鳏寡孤独及残疾者。所以，当时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及受照顾的家庭，一般反对分田单干，反之则欢迎单干。不过，一旦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绝大多数村民还是认为单干好。
当然问及当年集体积累的状况时，1975年到1979年在东风公社杜庄大队任职的吕先生列数了该大队的公共积累：“6辆小手扶拖拉机，1辆四铃车，2部打面机，4台面粉机，骡马共19匹，牛19头，驴12头，猪36头，房屋18间，其中9间砖瓦平房，9间土坯瓦房。该队的集体积累在全公社属中上水平。当时下达分田到户的文件时，许多干部都想不通，村民也疑虑重重，议论纷纷。不愿分者居大半。”他补充说：“如今农民对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满意的，至少没有人想回到集体化时代去。农民抱怨最多的三件事：一是地方干部的腐败，二是农民负担太重，三是社会治安太差。”话题转向种植业的成本收益与农民负担问题。
——傅老先生一家6口，其中3人有承包地，共5.8亩。这一带种植结构，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故以他家为例，计算农用成本、收益与农民负担。
- 一亩小麦的投入：
良种25斤，每斤1.5元，共计37.5元。化肥：一袋复合肥74元，尿素40元，共计114元。农药8.5元。机耕、机耙、机割与脱粒共计50元。总计211元。
- 小麦亩产、价格与收入：
一般年景，小麦亩产500～600斤（好年景600～700斤，差年景300～400斤，不包括大灾之年）。小麦市价波动很大，前些年每百斤80元到88元之间，今年下跌到70元左右。若以亩产550斤，每百斤80元计，总收入440元，除去成本得229元。
- 一亩玉米的投入：
良种4～5斤，每斤4元，计20元。化肥，一袋碳铵50元。农药10元。耕耙20元。总计100元。
- 玉米亩产、价格与收入：
一般年景500～600斤玉米，近几年的市价波动小于小麦，每百斤65～70元之间。每亩以550斤，每百斤以68元，共计374元。除去成本100元，收入274元。
这位躬耕垅亩的乡村校长说，一亩二熟，除去农用成本，收入不过500元。全家近6亩承包地在正常年景的种植收入3 000元左右，人均1 000元（以3人计）。这几年的人均上缴款在150元到160元之间。这尚不包括修路、盖校舍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临时摊派，如加上这些摊派，农民人均农负可达200元以上。至于不断攀升的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以及计划生育各种罚款就不计了，因为各农户差异很大。就以人均200元计，一家三口，全年无偿上缴600元，占农业总收入的20%。就农业收入这一块而言，除去上缴，只能管一张嘴巴而已。凡没有农业外的收入来源，这家的日子是很难过下去的。
老校长说：“农民负担除了明的，还有暗的。农村用电，按国家的核定电价，每度电不到0.5元，但实际收到1.1元。我家全年用电二三百度，每年多缴100余元。又如孩子读书，小学五六年级的全年学杂费100多元。在我任职期间（1989年前）才6元钱。增加了那么多，校方还说不够用。我的孩子去年大专毕业，分配到县教委。但由县教委安排工作，得花一大笔钱，而且是明码标价的：分配到县中学教书，得花1万元，分配到乡中学花5 000元，分配到村小学花3 000元。如今，无论办什么事，都得拉关系，托人情，请客送礼。没有钱，应给办的事也办不成，有了钱，不应给办的事也能办成。我有一个学生，成绩很差，初中还没有毕业，但他父亲有权，竟给儿子开来一张本科毕业文凭，安排到县中学教高中政治。这样的人去教学生‘政治’，这个‘政治’能‘正’得了吗？如今的社会风气，一切以金钱为中心，什么原则都不讲了。”
——说到当今的社会风气，这位乡村老知识分子流露出强烈的愤懑与深深的无奈。他说：“我是一位老党员，做了几十年的校长。我们这代人，总有个事业心，为党、为群众干点实事、好事，得到群众的支持与领导的肯定，内心也总觉得踏实。但用从前的观念与方法，根本无法对付目前的形势，真是世道大变。1989年我退了下来，上级领导叫我再干几年，我坚持不干了。我有一个亲戚，在地委做检察长，去年我去看他，他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只求个问心无愧，我们干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的事，良心上完全可以不受自我责备。’但如今，对得起良心，不一定对得起老婆孩子。我有四个孩子，我在教育战线干了几十年，在县乡官场有不少熟人与朋友，但我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关系替孩子在中学安排教职。我这样做虽问心无愧，但连老婆孩子都反对我。说我是个死脑筋，老顽固，跟不上形势。我的长子大专毕业，县里把他安排到一家集体企业拉板车。去年，吕老师来我家，得知此事，跑到县政府找副县长，副县长是吕先生的老熟人，后由副县长的干预，才重新安排到乡中学教书。如今要问心无愧，安慰自己还可以，但推之一家却行不通，更何况治理一个学校。如今办学，增加教工福利待遇，这要钱；翻修校舍，更新办公条件，这要钱；接待各种检查团，吃吃喝喝，这要钱；替学校办点事，要拉关系，请客送礼，这也要钱。上拨的教学经费还不够发工资，这些钱从哪里来，只能向学生们要，向家长们要。我在任职期间，坚决顶住不增加家长的负担，这样虽对得起群众，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却对不起老师们，所以，1989年我坚决辞退不干。我不干，别人来干，学杂费一路攀升，还说不够用。”
转眼已是中午时分，老校长请我们吃便饭。每人一大碗面条，一碗大白菜烧肉块。饭后，话题转到全村经济状况。老校长说，就种植业这块而言，除了上缴，只能图个温饱。农民花钱，得想其他办法。关王庙乡虽邻近驻马店市，但也没有像样的乡村企业。外出打工挣钱，也不是十分普遍，农民的货币收入主要是家庭养猪业。人均耕地2亩以上，年产粮食2 000余斤（包括小麦与玉米），家有余粮，可以养猪。虽说养猪利薄，但达到一定规模，还是有利可图的，这要比外出打工稳定些。于是请老校长陪我们去采访该村的养猪专业户。
下午1点30分，我们来到养猪专业户曹新年家。该家庭院内的正屋是三间高敞的砖瓦平房，台基很高，庭院西侧是一排猪厩，东侧两间，一间厨房，一间贮藏室。占地近半亩的院落显得很拥挤。当我们进门时，曹氏夫妇与其次子正忙于磨黄豆。机声突突，带动磨机的是一台手扶式拖拉机的柴油发动机。见我们来访，曹氏夫妇便停下手中活儿，引我们入客厅，沏茶款待。老校长向曹氏夫妇说明我们的来意，并要他们如实说随便谈，不要有什么顾虑，这位憨厚的农民连连应诺。看得出来，他十分尊重老校长，也熟悉吕老师。由于他两人的引见与说明，使我很快进入调查现场。
曹氏说，翟庄村落现有330人，70余户，差不多家家养猪。每栏10头以上的“养猪专业户”有20余家。“农民嘛，总有些青饲料与剩菜剩饭，倒掉可惜，用来喂猪，一举两得，积小钱为大钱，年末有一笔收入。家养一二头猪，等于一个小储蓄所。逢有婚席，也无需去买猪肉。”但把养猪视为一种产业，却是近七八年才出现的新鲜事。“我家从1994年开始，在全村不算早。1994年出栏25头，1995年出栏30头”。
曹新年，现年51岁，中专文化程度。妻子47岁，小学毕业。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现年23岁，正在西安某私立大学求学。次子21岁，女儿17岁，皆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而辍学在家，未外出打工。“家里的活还忙不过来呢？”坐在一旁的次子插话说。
一、1995年全家养猪的成本与收入。
- 关于饲料与小猪的价格。
混合饲料的配方是这样的：550斤玉米（1995年每百斤玉米市价70元左右）计385元，250斤麦麸（每百斤68元）计170元，160斤正大饲料公司出产的饲料（两袋，每袋80斤）计252元，总计960斤，807元，平均每百斤84元。小猪从购入到出栏，每头需混合饲料400斤左右，故每头猪的精饲料需336元（青饲料、粗饲料不计）。
购入的小猪每头重在30～40斤之间，每斤价格在3.3元到3.9元之间浮动。若平均每头小猪重35斤，每斤3.5元，共计122.5元。一头猪出栏所费成本458.5元（336元＋122.5元）。这个成本，仅指货币支出，没有计算自产自用的各种青饲料与其他饲料。
- 生猪的市场价格与获利。
曹氏养的是瘦肉型猪。养到160斤到200斤之间即出栏。过此重量，猪吃得多，肉长得少，划不来。1995年瘦肉型猪价每斤在3.3元到3.8元之间波动。一般稳定在每斤3.5元到3.6元之间。若每头猪以175斤，每斤3.5元计，那么每头生猪售价612.5元。除去成本458.5元，获利154元。全年出栏30头，共获利4 620元。曹氏说，养猪利很薄，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赚钱。关键在于降低养猪成本，这只能在饲料上动脑筋。
- 曹氏降低饲料成本的若干办法。
曹氏说，我上面的那种算法是死算，按那种养法，养猪成本太高，利太薄，只要生猪市场稍稍往下一跌，准让你血本无归。养猪成本，高在精饲料上。因此，要降低成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饲料，以减少精饲料。他在家办了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豆腐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买，豆渣便是很好的饲料。再说，到市里卖掉豆腐之后，顺便到各饭店拉点泔脚回来。这是一举三得。同时利用承包地多种点红薯、萝卜等等其他青饲料，这样，每头猪实际所用的精饲料只需250斤到300斤之间，比上面计算的减少了100斤到150斤，节省成本100余元，30头猪就可增收3 000元以上。他承认，去年的养猪收入达8 000元左右，并说，今年可能超过1万元。因为今年玉米价格跌到每百斤50元左右，而生猪价格上升到每百斤430元左右。副校长插话说，看来，农民应该把粮食种植业与饲养业结合起来，粮价下跌，可由饲养业补上。
二、豆制品加工业的全年收入。
曹氏说，全年除去农忙及其他一些时间，约有180天到200天做豆腐买卖。每天上下午各做一版豆腐。每版用黄豆17斤，可做豆腐46斤，每斤豆腐1.1元左右，除去成本，每版可赚20元。一天两版，共40元。再除去市场管理费5元，卫生费1元，一天赚34元。这项收入，全年6 000余元。
三、种植收入。
曹氏全家五口，共有承包地12亩，另外招标承包村民组的3亩机动田（全组提出5%的耕地作为机动田。每亩每年上缴村民组230元，作为“公积金”，除此外，该地不再承担公粮缴纳任务）。每亩获利500元计，全年种植业收入近7 000元。
四、关于农民负担。
曹氏说，今年全村人均上缴小麦（包括土地税）220斤，按每百斤70元的市价计算，人均165元。今年乡里修路，人均集资70元，仅次两项，人均农民负担235元。全家五口，共上缴1 175元。他家因为有三项收入（农业、养猪业、豆制品加工业），这些农负是承担得住的。对于少数纯农户或只有少量饲养业的农户来说，这一个负担还是挺重的。
曹氏说，对他家来说，最重的负担是供养长子读大学。因是民办大学，学杂费、住宿费收得挺贵，每年5 000元，另需伙食费2 000多元，还是省吃俭用的，全年得花7 000元到8 000元。他家四人干活终年辛苦，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一般经济条件的农户怎能送孩子去上大学？即使孩子聪明，考上大学也读不起。他说另外两个孩子，没考上高中，但只要多花点钱也能上高中，但他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了。
曹氏一家，有四个正劳力，兼营三业，家庭资源可谓达到最优配置。人均收入达到5 000元以上。翟庄村近公路，家靠大城市（驻马店市），得公路与城市的“溢外效益”。此地人均耕地2亩以上，自种的作物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为饲养业的原料。又值家庭生长周期的“鼎盛期”，刻苦耐劳，又善于经营谋划。这种农户，凡得城市与公路之便的乡村，往往而有。
翟庄可称得上是一个养猪专业村，几乎家家养猪，年出栏二三十头猪的“养猪专业户”几占全村农户的三分之一。在养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共同的问题与困难。他们本可以自发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协会，来共同协商并解决这些共同遇到的难题。如饲料的购买，生猪的销售、卫生防疫、经验交流等等，但这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组织。当我问到这一问题时，曹氏夫妇的反映，十分茫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组织起来的需要。从来没有“自发组织起来，增加经济效益”的任何经验，如何引导农民克服小农经济习惯所形成的天然弱点，这对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辞别曹氏夫妇与傅老先生，我请吕先生陪我到村里转一圈，主要是看看村民住房情况，倘如碰到吕先生的熟人，顺便聊上几句。
翟庄70来户人家，只有两栋楼房，其余皆是砖瓦平房，绝大部分农户有围墙。熟悉这一带情况的吕老师告诉我说，该村最早的砖瓦平房建于1975年，就是副校长现在居住的那一幢。在1975年以前，该村住房有两种样式：一是土坯草房，二是外砖内坯的厚墙，草顶上压瓦片。可以这样说，在整个遂平县，甚至驻马店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村民住房，基本上保持解放前的样式。那里的楼房，一定是从前的地主大院。因为在解放前楼房特别稀奇，所以有些村就以“楼”命名，如李楼村，聂楼村，管楼村。这些旧式楼房，到六七十年代差不多都消失了。1975年以后盖的住房，全是砖瓦平房，三间，另加一间配房。当时有些农户还保留打土坯自烧砖的老习惯，为的是省钱。1982年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兴建砖瓦平房的速度加快了。到90年代初，全村基本完成砖瓦平房的改造过程，土坯草房全部消失。外砖内坯的旧房，还有三四幢（吕老师指着其中一幢说，那幢就是）。一般来说，70年代到90年代初兴建的砖瓦平房，总体结构差不多，只是越往后，盖的质量越好。该村的第一幢楼房是1994年盖的。第二年又出现一栋楼房。盖一栋楼房，造价起码四五万元。一般农民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攀比上去了。像曹氏一家，年收入近2万元，在农村算是富裕户了，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也就没钱造楼房了。他的次子今年21岁，已到了定亲盖新房的年龄了，也只好向后推迟，等大儿子大学毕业再说。
我问这两栋楼房的主人是谁，吕先生说：一栋是乡建筑公司总经理的，一栋是乡建筑公司财务会计的。他们自己搞建筑，建材只需象征性地付点钱，工程队自己开过来用就是了。别人造楼房得花四五万，他们最多化一两万元，甚至更少。就我所知，关王庙乡单靠种养业而盖楼房的甚少。
我对吕先生说，五六十年代还普遍存在的土坯草屋或外砖内坯草房（或瓦顶），也就是中国古代村民住房的基本样式。我们或可以说，中国农民住房条件，在以往几千年内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一带乡村从7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近20年时间内，村民陆续住进了砖瓦平房，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个历史性飞跃，在遂平县接近完成，但在正阳、新蔡、平舆县相当多的村落尚未完成。而与此同时，更新一代的楼房建筑正在起动。单从住房条件来看，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内地乡村经济在近20年内得到了很大发展，二是与沿海相比，差距拉大了，三是同属内地，贫富差距也开始拉开了。
村内道路，到处是水塘，深浅莫测，走路得格外小心。不少农户的猪粪池就挖在墙外，猪粪便尿与满街积水混杂在一起，十分肮脏。生活在这般肮脏环境内的村民，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处理这一共同事务呢？吕先生陪我去敲两家熟人的大门，一户室内无人，另一户女主人在家，男主人刚从村会计升任村支书，到乡政府开会未归。该家庭院很大，整个围墙之内占地七八分。南北两排平房，西侧围墙有一排猪厩，但无一头猪。庭院内有两棵大树，中有一花坛，收拾得十分干净，与墙院外的脏乱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年近40岁的女主人将我们迎入客厅内，沏茶聊天，等村支书回来。问及养猪之事，女主人说：“去年他（指其丈夫）当上村支书，整天忙着开会，我一个人地里的活还忙不过来，没有精力养猪了。”说话之间从房内走出一个姑娘，是她的独生女儿，初中毕业，辍学在家。视其穿着打扮与发型，与城里的时髦女郎并无二致。她一边坐下听我们闲聊，一边用一瓶指甲油涂抹指甲。视其房间，墙上贴着不少港台与西方妖艳的明星剧照。客厅内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电视，这剧照，这指甲油，似乎已成为她（他）们心目中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这在内地乡村决非个别现象，至于堪喜、堪忧，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等了个把小时，仍不见村支书回来，于是起身告辞。走到村口，遇到几位正在放羊的农民，他们认出了吕老师，我便驻足与他们聊上几句：
问：“现在农民生活过得怎么样？”
答：“还好，比过去强多了。衣、食、住、行都不错，老人们到城里赶集，还乘小三轮呢。”说起来面有喜色。（这里人均耕地较多，又靠公路，离城市近，多数农户拥有小三轮或小四轮拖拉机）
问：“这么说，村里人对现在的生活都挺满意的啦？”
答：“哪能都满意呢？也有不满意的。”
问：“你们还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答：“如今社会风气太坏了，偷呀，抢呀，到处都有。”
问：“今年上半年不是严打过一次吗，怎么这里的社会治安还那么差劲呢？”
答：“这几个月好一些了。再过一阵还会冒出来的，如今的人，想发财都快发疯了。”
问：“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答：“乡、村干部大吃大喝，只向农民要钱，要粮。”另一农民说：“农民负担太重。”
问：“农民负担怎么个重法呢？”
答：“我们每个农民每年要上缴200多斤小麦。”
我说：“你们这里人均2亩多耕地，每亩二熟收1 000多斤粮食，每亩摊到100斤。古代皇粮征缴亩产的十分之一，这不是与古代一样吗？并不算太重呀！”这一说，可把这几位老农说闷住了。这时又围上两位中年村民，插话说：“乡村干部还向我们要钱呢。”
问：“每人要多少钱？”
答：“70多元。”另一个答：“80多元。”还有一个说：“100多元。”
问：“他们收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答：“今年说修路，去年说盖小学校舍，谁知道他们拿去干什么了。”
问：“乡、村的财务难道不对你们公布吗？”
答：“公布个屁！”
问：“你们为什么不去问村会计，为什么收那么多钱粮，各派什么用处？”
答：“有谁敢去问。”
这时，在村的另一头又聚起五六个村民，好像在议论着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我到该村调查的事，很可能在村内传开了。按理，这正是深入调查、倾听村民声音的好机会。但我担心会惊动乡村干部，从而引起麻烦。此类“微服私访”，应以不惊动地方官员为限。于是决定撤离调查现场。
在河南各地乡村，若用同样的问题，问中老年农民，所得回答，大体相似。一是村民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确实有所改善，若放到历史的长时段内考察，这一进步更为明显。二是当前农民普遍不满的三个问题：社会治安恶化，地方管理腐败与农民负担太重。核心是地方吏治问题。
晚6时，回到驻马店地委党校。
永成上午返回开封。明日由杨老师陪同我南下信阳市。不料，吕、杨晚10时来我宿舍，说是有两位已调到地委工作的老师明天上午专程来会见我，与我商讨一些重大问题。南下计划，只得向后顺延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