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 一次村委换届选举
上午11时，永成与我抵达兰考与杞县交界处的Y乡。乡治所在的小镇，所有街巷成了花生、玉米的晒场，10月的北方，正是秋收时节。小镇西侧，有一数百米长的集贸市场，尚未“硬化”的宽阔土路两旁，排列着数十栋二层楼房。小镇的绝大多数住房十分陈旧低矮，乡党政办公楼也相当简朴。
中午，乡党委书记、乡长、乡政办主任在乡政府食堂内设席替我们“接风”，酒席甚丰。以“村落文化”视之，这是传统的待客之道；以“现代政治”视之，则为“大吃大喝”，靡费公款。受其盛情款待的我，望着剩余的酒菜，真是感激也不是，不感激也不是。
下午，在乡党委宽大简朴的办公室内，听取书记、乡长关于该乡的概况说明。
Y乡现有4.3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29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现有上报耕地5.8万亩，实有耕地7万余亩。为什么实有耕地比上报耕地多出万余亩？原来该乡与兰考县接壤，东北部是黄河故道的沙荒地，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才逐渐耕种。总的来说，全乡多沙，缺水，历史上只能种点花生。小麦、玉米的单产十分低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该乡村民还以讨饭为业。春种秋播之后，村民把庄稼全部交给老天去照应，而村民多外出讨饭，间或也找些零活来干，历来习惯如此。故在农闲时不外出讨饭者，反被视为“懒汉”或“二流子”。乡长说，近年来，该乡花生市场发展很快，经商、搞运输致富者往往而有，这或与该乡人的讨饭习惯有关。因为外出讨饭，远走他乡，也算见过市面，远不像有些山区村民那样封闭自足，不求进取。
1994年3月就任该乡的书记说，要脱贫，只有在扩大花生播种面积与提高单产方面做文章。这些年来，他们为了提高花生单产，做了三件事：一是加强水利建设，二是引进良种，三是采用地膜生产技术。采用地膜技术，收获期可以提前20天，亩产可以提高20%～30%之间。到1995年，该乡花生种植面积已达3万亩（全市花生种植面积共10万亩），成为豫东地区最大的花生生产基地。该乡在增加花生产量的同时，逐步在镇西兴建花生集贸市场，如今，当地的花生集贸市场已成为河南省十大农副产品市场之一。花生生产只有形成一定规模，才能形成市场，有了市场，才能进一步促进花生生产，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许多担任领导的干部未必真正懂得。
这位亲自参与地膜技术引进与镇集贸市场建设的乡党委书记兴奋地说，花生浑身是个宝啊！花生仁是一种上好的食油原料，又是中国人爱吃的食物，花生衣可以入中药，花生枝叶与花生壳是羊的好饲料。一亩采用地膜技术的花生，其经济效益相当于一亩小麦加上一亩不采用地膜技术的花生（提前收获，可卖较好的价钱）。这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实惠。花生种植面积的扩大，促进了全乡养羊业的发展：1995年全乡全年出栏5万头羊，1996年增至6万余头。在全乡29个行政村中，已有6个养羊专业村。又由于集市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据统计，如今全乡拥有小奔驰拖拉机近3 000辆。因从事贸易与运输业脱贫致富者不在少数。据县农调队抽样调查统计，该乡1992年的人均收入是425元，1993年是500元，1994年是625元，1995年上升到1 051元。这与1995年大规模推广地膜技术大有关系。不采用地膜技术每亩花生四五百斤，若采用地膜技术，每亩花生可增至七八百斤。
乡党委书记说，各乡镇应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各自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一旦确定之后，一是应该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决不能随意改变方向。二是路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决不能操之过急。三是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而不是强迫农民去干这干那。这可以说是Y乡发展经济的经验总结。然而在河南要真正地贯彻这三条原则实属不易，不少地方干部习惯于跟着风向跑，跟着上级指挥棒走，而不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可能，因地制宜地确定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在县、乡两级，党政主要干部调动频繁，新官上任，总喜欢自搞一套新花样，这样来回折腾。有些干部为了突显政绩，往往操之过急，故而用行政力量强行改变农民的种植结构，或强行摊派，筑路造房建乡村企业，行政、农户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老是处理不好。上面总想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过程，完全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套套。这种行政干预的习惯，越往上，越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乌纱帽随时拎在上级手里，逼得下级党政干部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然而，乡镇政府面对的却是早已分散经营的千百万农户，农户的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市场的销售与价格，强制推行上级指令，一是难度大，二是风险大，往往激起农民的不满与反抗。所以，迫得乡镇干部或用形式主义与虚报数字来应付上级，或引起农民的上访上告，结果受指责的还是乡镇干部。发展经济，政府有责，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河南的毛病出在：一是过分迷信手中的行政权力，二是发展经济操之过急，总希望找到一条捷径或突破口，利用行政指令一步赶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地干部，对集体化后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经济，缺乏足够的研究与认识。
这位有着大专学历的乡党委书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这一判断，令我深感震惊，便追问其因。他解释说：“一是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减下来。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30余人，共计近200人，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一项不是来自上面的？二是地方各种恶势力确实在形成发展之中，反社会、反党的情绪在滋生蔓延，越演越烈。在上访上告事件的背后，确实有恶势力在挑动与组织。然而，上面总以为农民上访上告是乡村干部欺压百姓的结果，制定各种条例捆住乡村干部的手脚，不准我们干这干那。这进一步促进恶势力的发展。这样下去，乡村两级政权不是要被上下两头挤垮吗？乡、村两级垮掉，天下不是大乱了吗？”
下午4时，书记、乡长有事外出，留下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与我们继续座谈。这位年近30岁的乡办主任原是中南工业大学（湖南长沙）89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工作。1992年辞职回县，在县农业局团委工作过两年，1994年初，调到该乡任政府办公室主任。既是大学生，又有两年多的基层工作经历，于是想重点与他谈谈乡村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
他说：“在乡镇一级，能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也算不错了，哪里谈得上民主建设。我在上大学时，也以为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推行民主化、法制化。那时书生意气，缺乏对中国地方政权与农民的实际了解。在乡镇，人大只是一种摆设，哪里是一级权力机构？连人大主任还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呢。中国的政治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各级党委，至于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全由党委书记的个人性格与作风决定。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中国乡镇一级党政，还有另一种情况，即条块分割。在乡镇辖区内，共有30多个机构与部门，这些机构与部门都各有对应的上级机构与部门。有些部门与机构属于党委直接管辖，如组织、宣传、团委、妇联、信访、党办等等；有些部门与机构属于政府部门管辖，如政府办、综合治理办、农机站、农村站、畜牧站、农经站、民政办、土地管理办、计生办、文化站、广播站、文教办等等。这些人、财、物方面由块管的部门，在业务上受各自条条的指导。另外有一些机构与部门，完全是上级机构与部门的派出机构。如税务所、派出所、工商所、电管所、供销社、信用社、粮管所等，对于这些直接深入到乡镇辖区内的条属机构，块块只有协助工作的义务，谈不上有什么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说，乡镇名义上是一级独立的政府，实际上是县的派出机构，只是执行来自上级党政与各部门下达的任务而已，哪里谈得上民主建设呢？这些年来乡镇民主与法制建设一直叫得很响，我也一直在琢磨，乡镇民主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民主、民主，说了半天，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行政村这一级，有村民自治委员会与党支部。在这一级，形式上的村民选举是搞的。我也曾亲自参加过村民选举的组织工作，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是‘上面’是否真心实意地放手让村民选举自己的村干部呢？因为村委的主要职能并不在于代表村民的利益和要求，而是贯彻落实乡党政指派的各项任务，主要是催粮派款，计划生育。二是‘下面’有没有能力选举产生好的村委领导班子呢？这就是说，即使上面真的放手让他们行使民主权利，他们有无能力使用这个权利呢？我的看法似乎是否定多于肯定。关键问题在于，内地农民的素质实在太差。不要说去争权利，就是给他们权利也不会用。一旦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只会上访上告，或忍气吞声下跪求情。就从农民群众目前的素质来看，在村级推行民主制，至少在目前阶段尚不现实，即使让他们自由地选择村干部，未必能选出代表他们全体利益的村委班子。因为农民选举干部，只看‘亲不亲，近不近’，而不看别的什么东西，再说，中国农民只关心他们庭院围墙内的私事，对全村的公共事务没有关心的兴趣。多数村民对谁当村干部并不关心，少数热衷于钻营村职位的人，大多有私利的动机。当然也有人想出来替村民办点实事、好事，但这是极少数。”
我请他举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1995年初，他亲自参与该乡Z村的村委换届选举工作。该村1 700人，472户，是个大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全村差不多都姓李，为同一祖先的后裔，但却分成村东、村西两大支系，每支系内又分成若干小支系，各成派别，互有矛盾。按选举程序，先以户为单位出一名代表，由472名代表来选举村委会候选人。第一轮选举结果，共产生109名候选人，无人过半数。他们回乡一商量，只得决定选取得票最多的前十名，制成选票，然后乡里派他们八人，每人背着一只选票箱，分到八个村民组挨家挨户去征集选票。这个做法，村民觉得没意思，他们自己也觉无趣，但总得有个村委班子呀！结果是，在村东头一支选四个村干部，在村西头一支也选四个村干部，摆摆平。这次换届选举，Z村是这样，其他各村也差不多如此。说实在的，即使县里不规定于1995年各村换届选举的话，各乡政府也不会去找这事干，村民也不可能提出换届选举的要求。说到底，中国的农民与地方官员到底有多少政治民主意识，再进一步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权利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西方人讲到权利时，总讲是争的；中国人讲权利总讲给的。把政治权利给予缺乏政治权利意识的农民，这种乡村民主建设实在缺乏真正的基础。他说：“在我看来，中国的乡镇，只能采用人治与专制的老办法。”
我问道：“上面”不让民主，“下面”不会民主，那么只能走人治的老路，但人治而集权于一人，又往往流于权力腐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位主任说：“对这一两难问题，我也不知如何解决才好。”我想，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中一道最复杂、最难解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在人治上找出路，因而对治人之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然德才兼备、亲民廉政者能有几人？！人治符合传统且切合实用，但流弊日益显露；民主符合现代潮流但大多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应该”之中，难以真正“流入”广大民众的心田。上下交阻，困难重重。那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出路在哪里呢？
晚饭后，分管乡文教工作的副乡长与乡企办主任陪同我们参观小镇与新建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边走边谈，转了一周回到乡政府已是晚8时半，谈兴正浓，于是找一间办公室继续聊天。乡企办主任现年28岁，中专毕业，曾在县团委工作过，前两年调到阳堌乡任乡企办主任。他说他平时爱读书，也爱思考。的确，他对土地家庭承包制，对地方政治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都有一套独特的见解。
他说，农业上的家庭承包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就是说，它的潜力已发挥殆尽，如继续维持这一制度，中国的农业已无进一步发展之可能。因此必须对土地家庭承包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土地私有化。实行土地私有化，一方面使得耕地得以自由买卖与兼并，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促使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加快向非农产业转化的过程。事实上，从农业向工商产业的转移，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已经开始，但由于土地实行家庭承包，一方面使得经济收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人们依然拖着一个农民与农业的尾巴，另一方面，这部分的耕地利用率很差，因而浪费了宝贵的耕地资源。再说，在农忙前后，大量劳动力往返于乡村城市之间，也是很大的浪费。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以“权力下放，精兵简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很重要，但没有抓到点子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推行政治民主化。现行的政治体制，民主只是一种口号，一种摆设。谁都知道，各级人大只是一种装饰，并不是一种权力机构，中国实际上一党制。江泽民近几年一直提倡“讲政治”，这句话在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看来是“与我保持一致”。各级权力全部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往往是直接导致政治腐败的根源。如今老百姓要反腐败，其实在各级官场内，反腐败之声也很强烈。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权力而捞到经济上好处的，只是少数几个实权人物，绝大多数小吏员，充其量只能捞点小好处。我问：“捞小鱼小虾与捞大鱼者都是腐败行为，为什么得小者要反对得大者呢？”他说：“大家都有，或大家都没有，不会有什么意见。同处官场，一小部分实权者可以拿公款住宾馆，买轿车，购楼房，或贪污受贿，大部分无实权者只能得到点陪人吃喝的小便宜，且多少直接看到实权者以权谋私的情况，必定会萌发极大的忌恨与不满，他们中间反腐败、反特权的呼声比老百姓还强烈呢。”我问：“小特权者反对大特权者的牢骚与民主要求有什么相干呢？”对这个问题，他可回答不上来了。
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他说：“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和平演变。我对和平演变，不是持否定态度，而是持肯定态度。和平演变的实质，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政治上推行民主化。但目前的改革开放很不彻底，在农业上，还固守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在工业上，还守着国有企业不放，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处于破产的边缘。在政治上依然保持一党专制，结果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走向特权化和越演越烈的腐败。如果这场演变不能和平地完成，完全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动乱。”
四人谈到深夜11点30分，各自回宿舍休息。我无法安然入睡，由方才的谈话所引起的思索，在脑海中回旋。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民主化，这是8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的改革纲领（另加言论自由化）。进入90年代，这股思潮在知识界似乎渐趋沉寂，然而似乎又潜入到中国基层不少“小官吏”的头脑，难道是这批在80年代接受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把这些观念带进官场的吗？还是他们对改革开放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独立思考的结果？中国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尤其是知识化的结果，将对地方政治的演变产生何种潜在影响呢？他们是会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有效力量，还是仅仅只将“民主”作为“无特权的小官僚”反对“有特权的大官僚”的一种口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