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 访苹果园主人
上午8时，武老师陪同我往访当地“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武老师语）的苹果园主刘某。从许庄西行二三里，便是一个果园。园主在其简易的“看守室”兼住房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刘某，48岁。曾因家境贫困而于高一辍学，回生产队种地挣工分。在此期间，他学会了两项手艺活：木工与缝纫。他说：“死守在生产队内挣工分，一是无以解决温饱，二是根本没钱花。为了解决温饱与花钱两大生存问题只有靠手艺活。”这两项手艺，因吃住在东家，便可自由地穿越户籍制与票证供应制所设置的篱墙。在1970年到1975年间，他凭借木工与缝纫两大手艺走遍了小半个中国。这段经历，使他的见识远远高出固守村落与土地的绝大部分普通村民。
他说：“1975年返村后，任生产队长。当时村民生活依然很苦，主食是红薯。每年每人能分配到五六十斤小麦，已算很不错了。生产队的分配，主要是实物，很少有货币，事实上，年末结算，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户欠生产队的账。故我担任生产队长时，便提议划出150亩土地种植苹果，以便增加生产队与村民的货币收入。后我调到大队当干部，继任的生产队长在公社与大队某些干部的支持下，将150亩尚未挂果的苹果树悉数砍掉。我一气之下，便辞去大队干部之职，重操旧艺。1982年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我还做过一阵小生意。1985年，我乡土地重新承包，一定15年不变。于是我将全家16亩承包地全部改种苹果。在方圆数十里范围内，我是第一个引种苹果的人。
“把全家的全部承包地用来种植苹果，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决策。但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只能图个温饱，要想致富，必须种植高产高效的经济作物。我到过山东、山西等地，看到种植苹果确实有很高的经济收益。我的第一批苹果苗，就是从山东引进的。你知道，苹果要三四年才挂果，在此三四年内，只有投入，没有收获。但全家要吃饭，孩子要缴学费，还得缴纳土地承包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当时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在16亩苹果园内套种泡桐树（第一二年还可套种小麦与玉米）。泡桐生长周期短，三四年便可成材。二是我继续外出打工，做生意挣钱。虽然如此，那三四年内，全家节衣缩食，生活过得很苦，家人有抱怨，我就劝他们说，熬过这三四年，我们的日子便会一年年地好起来的。
“1989年，我得到了当年投入的第一批收入。700余棵泡桐卖得8 000多元钱（1989年每棵泡桐价格在10元上下，如今已涨到每棵50元左右）。这样，我差不多把前三四年的全部投入都收回来了。次年，16亩苹果树开始挂果（因套种泡桐，挂果时间有所推迟）。1991年苹果纯收入达3 000元，1992年4 500元，1993年7 000余元，1994年近1万元，1995年达1.8万余元。今年预计收入可达3万元，但一是因受灾而减产，二是今年价格下跌得厉害，实际只收1.5万元。尽管如此，也比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传统作物强得多。我计算过，当地一亩所产，若种传统农作物，纯收入不过400来元，最多不超过500元。按亩产400元计，16亩土地所获仅有6 400元。
“苹果的有效生长期约30年，产果的高峰期在第8年到第12年之间。这几年，由于种植苹果的农户逐渐增多，苹果价格有逐年下降趋势，因而比我原先估计的收益要低一些。今年苹果的价格下跌得很厉害。（前两年统货每百斤60元上下，今年仅30元到40元之间。）但我在近两年内还是转包了20余亩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确有不少农户看到今年苹果价格下跌，便将尚未挂果的苹果树砍伐了）。我的想法是，种植苹果，无论如何要比种植粮食作物收益高。苹果的市场价格虽然有下降趋势，但只是对一般品种与质量而言的，优质苹果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种植苹果，能否赢利，一是看技术，二是看品种，三是看质量，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关于转包土地的条件嘛，一是代缴落到每亩土地上的各项税费农负，二是再交给转包户每亩150斤小麦。”
这位苹果园主在叙述自己的“经济冒险经历”时，颇为得意。对这些年来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颇为满足。但他的“得意”与“满足”仅限于这一范围之内。一旦越出这一范围，这位苹果园主便怨天尤人，怒气冲天。
他说：“现在农村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的实际收入被地方官员大大地高估了。村、乡向县上报的人均纯收入1 000余元，实际上只有500～600元，最多600～700元之间。我乡既没有乡办工业，也没有村办工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土地，部分农户最多还有一点打工收入。据我估计，我乡有经常性的稳定的打工收入者，不足农户的十分之一。因此，在计算农民人均收入时应以土地收入为主。近几年来，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苹果，葡萄）与从事家庭饲养业的农户是增多了。但绝大多数并不赚钱，有些甚至赔本。今年苹果价格下跌，不少农户将尚未挂果的果树砍伐掉当柴火烧就是证明。种植小麦、玉米，除去农用成本，一亩纯收入只有三四百元，这一带人均耕地在1.5亩到2亩之间，所以，人均收入在500～700元之间。年成好，风调雨顺，满打满算，不会超过800元。地方官员向上虚报人均收入，一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政绩，二是据此可向农民多征收提留统筹款。另一方面，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之中。“你知道现在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吗？！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他们希望天下大乱！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只有天下大乱，老百姓才有收拾这帮贪官污吏的机会。如今老百姓已被压到最低线了，再压下去就要造反了。”
“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老实本分的，只要有了温饱，还活得下去，从来是‘屈死不上告’的。到了上访、上告的地步，已说明他们走投无路了。现在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今的苛捐杂税，比从前还多；有的乡、村干部，比从前国民党的保甲长还凶。1992年，本乡有一农妇，因交不出钱粮而被乡政府拆毁了房屋，因而服毒自杀；1995年，本村有一农妇，因交不出超生罚款而服毒自杀。如今的农药，用来除虫倒除不掉，用来自杀，一服即死。前年，杞县发生一起官逼民反案。有一对夫妇，头胎生一女孩，第二胎怀孕，被乡干部发现，抓去流了产，又怀第三胎，已有五六个月，又被乡干部发现，妻子跪下哭诉求情，还是被抓到乡卫生院打了胎，却是这对夫妇梦寐以求的男胎，于是男的萌发杀机。怕连累妻子，先办了离婚手续，然后一夜之间连杀三个乡村干部。县公安局发出通缉令的第二天，他竟潜回县城，在公安局门口张贴大字报，申言还将杀谁。你知道老百姓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吗？他们不认为这个男的犯了法，而是认为他替民除害。如今村干部并不当家，当家的是乡干部，老百姓最恨的是乡里的那帮贪官污吏。
“我老实告诉你吧，去年我也想杀人，我把刀都磨好了。如乡干部第二天再来我家强收棉花押金，我肯定一刀把他给捅了。我的16亩承包地都种了苹果树，每一年都跟其他农户一样，上缴村提留、乡统筹款。他们每亩缴多少，我也缴多少。因我栽种苹果，他们还要我缴纳什么农林特产税与棉花押金。我就是顶着不缴，他们三番两次到我家催征，又把我叫到乡里训斥，我坚持不给。一次乡干部带着公安人员来催逼，我搬出报上的文件与他们辩论，硬是不缴。不是我缴不起这千把元钱，而是没有这个理，咽不下这口气。当他们走后，我越想越气，当即磨刀。若他们第二天再来催逼，我真的要动手杀人了。说心里话，如果天下大乱，我真的会聚众造反。
“如今党政腐败，地方各级贪官污吏肆意横行。他们变出各种‘为民办事’的名目，到处搜刮民脂民膏。禁赌，本是件好事，但他们以禁赌为名，凡见了打麻将的，不问是赌博还是娱乐，只要有人告发，或被他们撞见，一律抓到乡派出所，重罚之后才放人。又如修路，建校舍，本来也是好事，但他们向老百姓摊派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正途，多数钱款进入他们私人腰包。如今党政腐败，早已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泛滥成灾。大官吃小官，小官吃老百姓。前些年，老百姓对中央反腐败也许还抱有一点希望，到90年代只有绝望了。在我看来，再这样下去，只有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了。老百姓也都盼着早点乱起来，只有乱，只有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江泽民下决心反腐败，是真反而不是假反，地方党政腐败的势头或有所遏制，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贪官污吏实在太多，且相互勾结，盘根错节。
“乡镇书记、镇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管换了谁，都以为民办事为名向农民榨钱。乡里统一购买农药，各村统一喷洒，这是件好事，但收的价钱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统一购买麦种，也是好事，但他们卖给农民的麦种比市价高得多。如果确是良种，这也罢了，问题是并非良种。前年，他们强令农民将劣质麦种播种在远离公路的田里，以防上面来人检查时看到。1995年，我家老三买了一台放录机，一台小型发电机（这一带经常断电），开了一个小录像室。某夜放了一部三级片，有数十村民前来观看。乡派出所闻讯，连夜前来抓人。凡看录像者都被抓到乡派出所关押，逼供，有的甚至遭到毒打。他们没收了我三弟的录像机与发电机，另罚款3 500元，其余观看者每人罚款200～300元，才放人，放三级片是不对的，但他们以禁黄为名搜刮钱财，那一次就被他们搞去几万元。今年初，乡派出所将我村的一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抓去，关押逼供，每供出一名奸夫，他们就抓一个，这个女人乱咬人，一口气咬出二三十人。咬一个，抓一个，每人罚款800元到1 000元，才放人。弄得全村人心惶惶，生怕被她咬到，有口难辩。其中咬到一位年过70岁的老人，也被罚款500元，叫这个老人及其子孙如何在村里做人？他们差一点把这位老人送上绝路。这一下，又被他们榨去20来万元。农民负担原已很重，再加上这样那样的罚款，真叫百姓们不要活了。
“我年近50岁，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平心而论，如今绝大部分农民生活要比过去好多了。从前主要吃红薯，如今吃小麦；从前吃不大饱，如今吃饱了。头脑灵活的、有能力的人还可以到外面打工挣钱，像我这样种植苹果，每年能收个万把元钱，比普通农户收入高些。然而，老百姓还是怨声载道。这为什么呢？一是地方官吏太腐败了，二是地方治安状况太坏了。强盗拦路抢劫，直截了当；地方官吏搜刮百姓，却编出各种名堂借口。强盗拦路抢劫，不见得人人碰到；地方官吏搜刮钱粮，无人可以幸免。说贪官污吏比强盗小偷更厉害，令人痛恨，一点也不过分。我的每亩承包地，与别人承担同样的农民负担，却还要我缴什么农林特产税；我只种苹果，不种棉花，却还要向我要棉花押金。苹果熟了，乡干部们来了，乡派出所人来了，税务、工商部门的人来了，都是开着车子来的。说是来买苹果，一拿就是一二袋、四五袋。你敢向他们要钱吗？你收他们的钱，下次一定让你好看，他们总会耍出名堂来惩罚你。光这一项，我每年总得少收一二千元，甚至更多。他们白拿白吃我的苹果，我还得赔笑脸，还要欢迎他们下次再来，这真是什么世道！我真的被这帮贪官污吏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在访谈其间，有一年近30岁的乡村医生上门给苹果园主打针治病（气喘病），于是邀其参加我们的谈话。
这位乡村医生亦姓刘，高中毕业，高考落榜，自费就读于市卫生局开办的医学中专班。课程设置两年，学费四五千元。毕业后获得准许在乡村开业行医的营业执照。如今，已行医五六年，也有一肚皮的苦水。他说：“我们只能从县卫生局指定的医院批发器械、药物。但他们所提供的药品价格，比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县卫生局每月向他们提供一份‘药物信息报’，只有一张纸头，索价50元。并不时前来抽检针管，每次检查费80元。仅此三项，每月被县卫生局勒索去二三百元。拒绝付钱？没那么容易，他们随时可能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啊！这一带农民，虽说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绝大多数农民手里缺现钱。故平时前来治病的，大多赊账。夏收、秋收后，农民手里才有点钱，但大多给地方政府搜刮去了。夏收、秋收尚未结束，县、乡的广播就天天响了起来，今天说要征这个税、明天说缴那个费。弄得乡里人心惶惶的。稍一迟缴，乡干部便带着公安人员临门催讨，吓得妻儿心惊肉跳。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农民手里没有钱治病，有些病能熬就熬过去了，实在熬不下去，才找我们，大病只能去找县、市医院，所以我们在乡下行医，一年赚不了几个钱，所赚之钱，其中一半被县卫生局以各种名义搜刮去了。”
谈话结束，我提议参观一下他的果园。果园就在他家门口。事实上，他村里还有住房与院落，每当苹果开花、挂果到收获季节，他夫妇俩便搬到此处居住。三间简易平房，门口一株苹果树下，拴着一条高大凶猛的狼狗，帮助主人看守果园。还有一头大如牛犊的母猪，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栽种了10年的苹果树，如今正进入它的青春期。时值9月下旬，园里的苹果已采摘完毕。今年的销售收入，只有他预期的一半。一是挂果期间，遭受持续阴雨，致使大量小苹果掉落，二是今年收购价格下跌得厉害。当我谈到苹果的普遍种植引起价格下跌时，这位颇有经营头脑的园主说：“关键在于品种、管理与质量，只要品种优良，管理得法，质量比别人好，还是能卖出好价钱的。”他所担忧的不是天气与市场风险，而是地方政府各部门官吏的百般索取。他怕的是地方官，恨的也是地方官。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他的自尊心，内心窝着一团屈辱与怨愤，只等待时机爆发出来。
中午时分，我们辞别这位满腹牢骚的苹果园主人。返回许庄的路上，我对武、李两老师说：“在一切社会事实中，社会情绪是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因为推动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的，与其说是理智，远不如说是普遍的社会情绪。在内地乡村，这股屈辱与怨愤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像刚才这位苹果园主那样尖锐的表达形式并不多见。改革开放20年来，内地绝大部分农户的衣食与住房条件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决不是内地乡村社会稳定的充要条件。一方面，贫富的分化，使得‘体面的生活消费线’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令人屈辱的罚款榨取了农民群众可能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再加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与农用物资价格的不断上升，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屈辱与怨愤情绪弥漫于依然以农为主的乡村社会。这股情绪，由消极忍耐到公开的议论，由下跪求情到上诉上告，从小规模的聚众闹事，发展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和警觉。
“引发农村社会不满情绪的原因与不满情绪的可能宣泄方式，依然是十分古老的。在历史上，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从来是引发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民群众依然不可能通过地方民主与自治的途径解决地方官吏的滥用职权与贪赃腐败问题。所以，他们一方面盼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权来约束或打击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他们用极大的忍耐来忍受地方官吏的欺压与鱼肉。普遍的屈从与忍耐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社会心态，因为它会进一步‘误导’地方官吏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从而为大规模的‘官逼民反’创造条件。中国农民从来就具有‘温顺’与‘暴乱’这两重性格。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证明他十分懂得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倘使我们把苹果园主人的怨愤仅看作是个别的、暂时的发泄，那将铸成大错。地方当局，可不慎欤！”对我的这番议论，李、武老师皆以为然。
中午，武老师的母亲杀鸡烙饼煮蛋款待我们。武老师说，这一带附近没有菜市场，也没有入村推销肉类豆制品与蔬菜的小贩，因为这里的农民平时没有吃菜的习惯，多数农民家里没有钱。每户养鸡下蛋，主要用于招待贵宾。
饭后，小武提议去看看他曾就读过的小学。该小学就在许庄北边，占地约10来亩。方形校园的左右两侧各有三幢平房，每幢各有三间教室，十分简陋，那是70年代初期盖的。学生们在上课，小武带我们到校长办公室拜见校长。校长办公室内有两张小木床、三张破桌、一条长凳，泥地，在东西两侧土坯墙上贴着学校章程与上级颁发的各种奖状。据这位农民模样的中年校长说，该小学有7个班：一年级2个班，二到六年级各1个班，每班50～60人不等。全校共有教师15名，其中公办教师5人，民办教师10人。公办教师的月薪在240～400之间，民办教师月薪70～80元。民办教师有自己的责任地。公办教师来源于师专毕业生，就地分配。民办教师在本乡高中毕业生内聘用。全乡4万人口，20多个行政村，乡有4个初级中学，各行政村设一小学。全县近百万人口，共有5所高中，还有若干职校。
当问及办学经费时，这位校长说，从理论上说，县高中由县财政负责，乡初中由乡财政负责，村小学由村委负责（村小学公办教师的工资由乡财政负责）。实际上，大部分教学经费得各学校自己解决。按县教育局规定小学一年级，每年收学杂费每人100元，每增高一级加收10元。该校共有400名学生，全年收入5万元左右，其中书杂费用2万余元，剩下不足3万元。全校15名教员的全年工资需3.5万元，支付工资尚且拮据，遑论改善办学条件。校长说：“这七栋平房还是70年代初盖的，其中一栋已成了‘危旧房’。去年，县教育局来人视察，要我们拆了，盖新屋，钱呢？他们要我们找乡里或村里想办法。乡里、村里哪里有钱。只得先把危房拆了再说。如盖新房，只有再向学生要钱，县里又说不许增加农民负担，所以至今没有盖。”
我想，国家宣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是一个“超前”目标，在现行体制下，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全部落到乡、村两级的“财政”上。在缺乏乡村企业支持的乡村“财政”根本无力承此重担，于是受教育的“义务”从“政府”转入“农户”。
此次许庄访问，没有经过乡政府的同意，也没有与村支书打过招呼，完全属于“非法入境微服私访”的性质。虽有武老师的陪同，有“回家探亲”的“掩护”，同样会引起村民的猜测与村干部们的提防，为避免“惹是生非”，只能作“闪电式”采访。下午3时半，决定返回开封。
在太康县城候车期间，我与车站边的杂货店女店主攀谈起来。
女店主现年58岁。夫妇俩原是太康县公交公司的职员，该公司原有职工200来名，前年公交公司实行改革，只留下20来个管理人员，提前退休30余人，其余150人自寻出路，各奔东西。“我们老夫妇提前退休，去年每月能领到退休工资，今年已半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公司安排我俩在这里设店。如今这类杂货店满街都是，一月赚不了几个钱，一般来说，每月毛收入1 000元左右，上缴各项税费共400元，夫妇两人，每月可赚五六百元，勉强打发日子”。她原是一名豫剧演员，在豫剧团唱了20来年的戏，30余岁才结婚，生了孩子。为生活安定计，调到县公交公司工作。“我们替公交公司辛辛苦苦工作了廿余年，落得个‘老无所养’的结局，谁想得到哇！”
最令她担忧的是她的两个尚未成家的孩子。长子原也在县公交公司当驾驶员，如今给一私人老板开车。次子还在读高中。她说：“没有他大哥的支持，这个高中是读不下去的。”为了两个未成家的孩子，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她也曾多次尝试过，奋斗过，拼搏过，做过多次发财致富的梦，但一一失败。她说：她曾创办过一家生产塑料管的小企业，又创办过制造酸奶的家庭工厂，“稍有起色，赚了点钱，就被工商、税务、卫生部门榨干了。如今，政府各部门都饿得慌，只要你赚钱，十七八只手都向你伸了过来”。在她看来，太康县的工商业之所以如此不发达，关键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部门的“饥饿”与“贪婪”。她说，守着这家小杂货店总不是个办法。她最近琢磨着创办一家小型农用发电机厂。她说，这类小型发电机，在经常断电的农村很有市场，她本人搞过机电修理，对电器也粗知一二，关键是缺资金。她说，她准备直接找县委书记商谈此事，希望他给予支持。
突然，她问我是不是新闻记者，我说，我是开封党校老师，来太康看一朋友，并非记者。她对我的答复将信将疑。接着告诉我一件“已在全县传得纷纷扬扬的案件”：有一对在县政府某部门任职的年轻夫妇，前年辞职，在太康火车站旁开一家歌舞厅。该歌舞厅只对副科以上干部与厂长经理开放，有门卫，其他人不得入内。据说光一张门票就是200元，每人在歌舞厅玩上一个晚上，起码要花800元到1 000元。“相当于一般职工三四个月的工资”，上月中旬，县公安局突然查封了这家歌舞厅，把这对夫妇老板与7名年轻妖骚的女招待全部扣押起来。经审讯，这7名娼妓一口气供出70余名嫖客。公安局按名索人，每人罚款5 000元，否则公布名单。这些平时有头有脸的官员，只得乖乖地交上罚款。老板被罚10万元、7名女招待各罚1万元。据说，女招待供的嫖客还不止70人，涉及到外县及市省的大官，连审讯人员也害怕起来。只要缴足罚款他们就把人给放掉了。但风声传出，越传越厉害。许多老百姓都愤怒起来了，说：“这帮贪官污吏，搜到我们的血汗钱去吃喝嫖娼，我们要到市里去告他们。”据说县城里有不少人已在串联组织准备到市省集体上访，要求公开审理此案，这样才能彻底惩治这帮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光罚款有什么用，他们上缴的罚款，还不是他们贪污受贿来的赃款。”
这是街头巷尾的议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无法核实。我关心的只是百姓的议论及议论所表达的社会情绪。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
回到开封，已是晚8时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