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
上午9时许，县政研办李主任陪同我们来到县城东南27公里处的王勿乡。占地数亩的长方形围墙内，排列着五六栋长形平房，这便是王勿乡治所在地。从建筑的样式与布局上就可以推知，这是70年代的旧物，并说明该乡的一般经济状况。李主任告诉我们，全县20余个乡镇，乡政府办公地差不多全是这个风格。
先召集乡党委书记、乡长与乡办公室主任开个座谈会，以了解该乡的一般情况。会前，李主任向他们说明来意，并郑重声明：“此次调查出自县委办阎主任的安排，决不会给乡党政工作带来麻烦，请他们放心地回答我们所提问题。”我暗自惊奇，亲自陪同我们前来调查的李主任为什么还要作此声明呢？不过，有李主任的陪同与声明，谈话自然顺利多了。下面是访谈记要。
全乡28 200人，现有耕地5.8万亩，人均耕地2亩多一点。下辖12个行政村，152个自然村。据乡党委书记的估计，在152个村落中，单姓村占20%左右，主姓村占50%左右，其余为杂姓村（按姓氏分类村落的概念是我提供的）。当问及这一带人均耕地较多、村落规模较小的原因时，他们议论说，就正阳县而言，绝大多数村落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村民，向上追溯五代，多说是从别处迁移过来的。五代以上，正阳、平舆一带十分荒凉。若再往上追溯，村民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迁移到河南来的。正阳县南临淮河，在历史上一直是易涝易旱的重灾区，这是造成这一带村落建而复毁、毁而复建的一个基本原因。据他们猜测，100余年前正阳地区曾发生过一场特大水灾，致使这里一片荒凉，现在的绝大部分村落，便是在这场特大水灾之后陆续重建的，故而历史短，村落小，且人均耕地较多。正阳各乡，人均耕地都在2亩以上，有不少乡的人均耕地3亩左右。此时乡长说，王勿乡各村的人均耕地在2.5亩到3亩之间。（如此说来，全乡实有耕地大大超过现有计数，即以人均2.5亩计，高达7万余亩，但我没有就此问题往下追问。）
乡党委书记说，王勿乡在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知道种田吃饭，除了种田吃饭，似乎不知道有其他赚钱谋生的手段。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人陆续外出打工，到近两三年才形成高潮。但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男性青壮年，该乡村民至今还认为，大姑娘外出打工是件不体面的事。蔡县刚开始推行承包制时，剩余劳力即向外寻找发展机会，外出做保姆的大姑娘多得很。一县之隔，风气如此不同，令人感到奇怪。另外，该乡的乡村企业极不发达，乡办集体企业一个都没有，确切地说一个都没有办成功。村办的集体企业与私人企业有几个，但规模小，效益差。据去年末的统计，小面粉加工厂有5个，职工人数，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砖窑厂有4个，每个窑厂50人到80人之间。一个碎石厂，20个职工，一家10来人的胶木板厂与一家10来人的帽厂，还有一个养殖场，7到8人。李主任插话说：“全县各乡的乡、村企业差不多就是这种状况。农民种的是麦子，吃的是面粉，所以，面粉加工厂是能一直办下去的，但你办我也办，规模上不去。如今农民有了一点积蓄，首先想到的是盖房子，盖房要砖瓦、碎石、预制板，所以，这类企业已发展起来了。这种原料与销售两头在内的小企业能办起来，但发展不起来，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与对乡财政的贡献都是很有限的。”
乡党委书记接着说，全乡的村办企业，最多吸收三四百个劳动力。这些年到广州、东莞、深圳打工的有数百人。到北京从事建筑小工的也有些，没有统计过，也很难统计。如要大约估计的话，外出打工人数不会超过五六百人，加上村办企业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1 000人。算起来，只占全乡剩余劳力的一小部分。该乡绝大部分农户的经济收入还是来源于土地，依然是传统农业乡。“另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乡、我县的人到广东、江浙沿海一带去打小工，做苦力，但我县城及各集镇的服装业、家具业、理发业、油漆业差不多全被浙江人占领了。内地人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去从事苦力，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流到内地来从事技术服务业。我们到沿海去赚他们的小钱，苦力钱，他们却跑到我们内地来赚大钱，这说明江浙人懂技术，善经营，而我们的劳动力除出卖苦力外，一无所能。如此看来，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异，主要是劳动力素质上的差异。”
在谈到本乡的农业与村民一般生活时，这位年近40岁的乡党委书记说，由于本乡人均耕地较多，加上这些年来劳动条件及化肥的增加与种子的改善，单位亩产有所提高，村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据去年末的统计，全乡平均10人拥有一台拖拉机，大部分是小三轮手扶拖拉机，少量是四轮的，主要用于耕地，农闲时，也搞一些运输。有了拖拉机，劳动强度降低了，夏秋农忙时间也缩短了许多：如今，麦收最多一个月，秋忙最多一个半月就结束了。农业的种植结构，还是十分传统的：夏季主要是小麦、油菜；秋收主要是玉米、花生与红薯。在种植结构上，近几年来略有些变化：种西瓜与搞蔬菜大棚的农户增多了，但由于离大市场较远，高效经济作物发展不快。小麦的平均亩产在正常年景500～600斤之间，玉米平均亩产在700～800斤之间，花生在500斤左右。但自1992年以来，这一地区的天气一直不好，不是夏熟减产，就是秋熟减产。在村民的住房方面，六七十年代，土坯房约占全部住房的60%左右。经过近七八年的发展，土坯房基本消失，但楼房也不多，绝大部分是三间或四间砖瓦结构的平房，每间的造价在3 000元到5 000元之间。总的来说，吃、穿、住的条件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以农业为主，且以种植业为主的乡，农民普遍感到缺钱花。
问及乡政府人员及乡财政收支时，乡长说，乡党政人员110人，其中编制内的30人，编制外的80人。这些年乡财政收入平均每年70万元左右。100余名乡干部与150余名中小学教员（不计乡村两级民办教师）的全年工资将近100万。今年教师的工资发到9月份，乡干部的工资只发到7月份。我问：“其他各乡的财政也这么困难吗？”他们说：“都差不多。”乡财政如此拮据，实令我感到吃惊：连干部的工资都难以保障的财政，如何能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呢？
此类场景的此类访谈，是难以达到“畅所欲言”的。对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如农民负担，农民上访，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等等，只得“存而不论”。谈了2个小时后，便提议找一个村去转一圈。乡党委书记请乡办主任陪同我们随车到马庄村去看看。马庄村村委就在公路旁新落成的两层楼房内，小车可以直接到达。村委空无一人，乡办主任命人找来了村支部书记。支书姓袁，现年58岁，他说，他担任此职已有18个年头了。
先请袁支书介绍全村概况。他说全村630户，2 067人口，现有耕地4 760亩。下辖13个自然村，17个村民组。在13个自然村中，只有2个单姓村，2个杂姓村（其中无一姓氏超过50%），其余皆为主姓村。在这一带乡村，从未听说过谁家保存家谱、族谱。在八九十年代，也从未听说过重修家谱的事。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总是有的，但在他担任村支书的18年内，似乎从未碰到过两大宗族之间的冲突。袁支书本人家住徐庄。徐庄以徐姓为主，另有五六小姓，袁姓只有一家。单门独姓而能出任村支书18年，这令我感到新奇，故追问其详。他说：“民国二十七年，我父母从周口地区的西华县逃荒到此，父亲在徐庄地主家当长工，母亲帮地主家做饭，带孩子。解放后土改，分得土地与住房，在此落户。五六十年代，父亲一直担任大队干部，我本人先担任生产队长，1974年后任大队治保主任，1978年任大队支书。我在徐庄虽单门独户，但办事公道，大家信任，所以一直做到现在。”
关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袁支书说，农民对土地家庭承包制是满意的，只是上头前两年规定的承包期一定30年不变的政策很难落实。实际上，承包期的期限我们由各村民组自己去确定，村委也不去管它。只要没有矛盾就行了。有了矛盾，闹到村委来，我们才出面调解。承包期限，各组并不一致，有二三年一调的，也有五六年一调的。多数情况是五六年大调整一次，每年只作一点小调整。各组重新调整耕地的时间，一般定在秋分时节。
袁支书说，今年8月，县里、乡里要他们搞两田制。各组提5%的耕地，由村委统一支配，再转包给村里的种田大户。每亩年租170元，全村共230亩，这样，村委预计每年有4万元的集体收入。这笔经费，按规定是乡管村用。
关于村办企业及其他，袁支书介绍说，该村现有两家面粉加工厂。一是1994年建立的，投资七八万元，其中4万来自银行贷款，其余来自群众集资，属集体性质，由个人承包，每年上缴村委2万元。因经营情况还可以，1996年又搞了一家股份制面粉厂，总投资10万元，每人出资1万元。他说，村里办企业，想来想去只能办面粉加工厂，别的企业很难办成功。
全村630户，半数以上拥有三轮拖拉机，还有少量四轮拖拉机。袁支书说，人均2亩以上耕地，确实需要有一辆拖拉机。在农闲时用于运输业的，全村大概只有20来辆。主要是拉砖、瓦与石沙，其次运粮食、西瓜，其余的拖拉机在农闲时基本闲置。我说：“如果几家农户合起来购买一辆拖拉机，不是既可省钱，又可提高利用效率吗？”袁支书笑道：“合起来保管闹矛盾，哪有自购自用称心？！”的确，平等的合作虽然可以产生互利的效果，但更会引发内部矛盾。消解内部矛盾而取互利的合作，需要全体村民观念与制度上的创新。中国的农民很难跨出这关键性的一步。
时近中午12时，我请袁支书陪我们到临近的村庄去转转。于是一行数人一起来到村委西边二三百米处的小李庄村。这个仅有2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房屋布局十分凌乱且无围墙庭院，这与北方村落的一般布局毫无共同之处，而与南方丘陵地带的村落倒十分接近。村民的正屋都是三间砖瓦平房，结构简单，粗糙，看上去只是一个房屋“毛坯”。正屋前用作厨房与猪、羊厩的配房，有些是砖瓦结构的，有些是土坯草房。从砖墙的颜色来看，该村绝大多数住房是近七八年内建造的。时值中午12点，但多数大门紧闭，袁支书说，他们还在地里干活，要过一会才收工回家。
我见有一家的大门开着，房东恰在家。我随便看看、问问，并不说明来意。房东是一对青年夫妇，见一群干部陪同前来，也不知我是何人，所问何意，略有些惊慌的神情。房东说：“房子是前年结婚时盖的，造价不到1万元。”这是三间砖瓦房，内外皆无粉刷，室内是泥地。左右厢房与客厅三间并无隔离。左间堆放农具与袋装小麦、玉米，右间一桌一床，厅中间一张小方桌，若干小凳，除此之外，别无家具。室内唯一“现代标志”是桌上的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与厅内的一盏电灯。我问房东：“该村有无彩电？”答曰：“没有。”又问：“有多少人家有黑白电视机？”答曰：“七八家。”屋外简陋的配房内，停着一辆三轮拖拉机。问：“拖拉机除耕地外，还派什么用途？”答：“不派什么用处。”问：“村里有几户拥有拖拉机？”答：“大概半数人家。”屋檐下并排放着近20箱蜜蜂，这便是该户的全部副业。房东说：“一箱蜜蜂，年产蜜60斤到70斤，每斤3元左右，全年共获毛利4 000～5 000元。除去各项成本费用，纯利可得3 000元左右。”又补充说：“养蜂挣钱，很是辛苦。且蜂蜜价格十分不稳，1991年蜂蜜价格大跌，那年不仅一分钱没有赚到，还亏了几千元。”
本打算问农民负担情况，但乡办主任、村支书就站在旁边，只得忍而未问。这对年轻夫妇，尚无小孩，既有四五亩土地上的收入，又有这项副业收入，他们应有的生活条件似应比实际所见的情况好一些，因而我推测这一带的农民负担并不轻。
见邻近有一家也开着门，便前往采访。室内一位年近30岁的少妇正在搬弄红薯藤，问其丈夫在何处，不答；又问其红薯藤派何用处，亦不答，只是神情木然地望着我这位不速之客。袁支书说：“此女有些痴呆，她的丈夫还在地里干活，结婚已好几年了，仍无子女。”我看了看这户的家庭情况，也是三间砖瓦房，只是低矮狭小些，内外墙皆无粉刷，室内泥地，左间堆放着若干袋小麦，若干小农具。右间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有未叠的旧被、若干衣物。客厅内堆放着一大堆红薯，上面盖着红薯藤。屋外有一大间坯墙草顶的配房，兼作灶间与猪厩，厩内有一头猪。红薯藤大概是用来喂猪的。这一家既无电视机，也无拖拉机，贫寒脏乱的状况，只能说明这对夫妇“生存着”，而不是“生活着”。分田到户，各家竞富，但总有一定数量的农户掉入单纯的“生存”状况之中而无法自拔。由憨男痴女组成的家庭固不必说，凡受各种疾病打击的家庭也会陷此绝境。
走出此家，正东张西望，搜寻下一个访问目标时，见一位30来岁的男村民刚从地里收工回村，于是迎上去搭话。几句寒暄后直奔主题：“你有几个孩子？”答：“有四个。”我心里猜测，30来岁而有四个小孩，必是超生大户，且很可能先生三个女孩，后生一男孩，或四个全是女孩。便问：“几男几女呢？”答：“三女一男。”果不出所料。问：“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这里头有封建思想。”又问：“罚了不少钱吧？”答：“已经罚了一万多元。”问：“还要罚多少呢？”答：“再还几千元，我就出头了。”我又问：“你生那么多小孩，能管住他们的嘴巴已够辛苦了，还能供他们读书吗？”他坚决地说：“我就是累死累活，也要供他们读到初中、高中毕业！”这时，又有三四位村民从田里回来，站在一旁听我们谈话，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读小学了。”
因县、乡、村三级干部陪同“入场”，我无法将“即景”访谈引向深入，我既怕引出村民的许多牢骚怪话，使地方官员感到尴尬，更怕陪同干部怀疑我的调查动机。故就此打住，匆匆辞别。
驱车返回王勿乡政府，已是下午2时。乡党委书记、乡长已在乡政府食堂备下一席，等候我们。乡政府再穷，请客吃饭还是免不了的。席间，乡长问我到河南来调查什么，调查结果派何用处，以及为什么要选择河南等等问题，我一一作了解答。不料，我的一番平实的谈话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说：“我所谈的，大部分见于报刊杂志或中央文件，并非我的创见，只是诸君平时忙于各种事务，无暇去看罢了。”乡党委书记感叹地说：“我们确实整天忙于各种会议、检查与诸多应酬之中，一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常常连星期天都搭进去，哪有什么时间去搞调查、读书与思考。”我说：“各级党政与官员的忙碌有两种：一种是下级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上级党政、部门与官员而忙碌；一种是上级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下级党政、部门与官员而忙碌，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县、乡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老百姓而忙碌。邓小平说过：‘领导就是服务’，说的就是第二种忙碌。前一种忙碌，大部分是空忙，无效之忙；后一种忙碌，才是真忙、实忙。围着各种会议、检查、应酬转，就是空忙；调查研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老百姓生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才是真忙。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能使各级官员从空忙转向实忙，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县政研室主任说：“上面拎着下面的乌纱帽，下面怎能不围着上面转呢？”
饭后，车回正阳县，李主任挽留我在正阳多住几天，说是陪我再跑几个乡，顺便也可向我求教。一天的接触，这位政研办主任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只是此次行程匆匆，故婉言谢绝。于是李主任执意要把我们送到下一站——新蔡县。新蔡，即当年孔老夫子困饿“陈、蔡”的蔡国故地。
车经息县、新蔡两县的交界处，我看到三辆豪华轿车，两辆中型面包车排在路边。旁边站着十数名穿得衣冠楚楚的官员，像在迎候什么人的样子。我问李主任：“这是些什么人？在此干什么？”他告诉我：“这是息县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人，在此两县交界处恭候驻马店专署派出的‘三优杯’检查团。”我问：“什么叫‘三优杯’？”李主任说：“‘三优杯’就是县、乡城镇的优美环境、优良服务与优良秩序的三优评比活动。这是河南全省各市（地）县开展的一项重要检查评比。先进者表彰，落后者挨批。且与社会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教育达标等等一样，实行‘一票否决’制。得不得奖杯倒是其次，这一票否决可厉害了。全县工作，有方方面面。其他方面做得再好，就此一项没有抓好，落在其他各县之后，便全盘否定。凡遭‘一票否决’，县委书记、县长要受到黄牌警告，县主管此项任务的官员，有可能就地免职，你说厉害不厉害。”我又问：“息县四大班子为什么在今天，又在两县交界处恭候呢？”李主任说：“这几天，三优杯检查团正在新蔡县检查，什么时候到哪个县去检查，这是检查团的内部机密。因此，与新蔡相邻的各县四大班子领导都得在各自县与新蔡交界处恭候。这些天都在交界处迎候，并不是今天一天。为什么要到两县交界处恭候呢，为什么要四大班子一齐出动呢，那是表示该县领导对检查的重视与对检查团的尊重。检查团在开展检查之前，先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争取得到一个印象分，这是十分关键的。你想想看，这一类检查评比，决不可能做到像批物理、数学考卷那样客观公正。所以，这个印象分很重要，难怪各县领导在这方面下大功夫。”我说：“与新蔡邻近的三县四大班子的其他工作不是全部要停顿下来，专门应付三优杯检查了吗？”李主任说：“正是这样。这‘一票否决’，关涉到一县的政绩，尤其关系到县领导的政治前途，只能把其他工作暂搁一边了。即使你认为这样做不对，但别的县都如此，你能不积极效仿吗？如别的县四大班子都在交界处迎候，唯独你待在城里，等他们来，这个印象分肯定不会有的。不仅邻近三县四大班子要停下其他工作，专门应付检查，就是邻县的邻县，四大班子，分工协作，也在做各项准备工作。如专门设立一个情报组，跟随检查团，将检查团的成员构成、行程、别县的接待规格等等情报，随时向县四大班子汇报。我县的宣传部长，如今正在新蔡县进行火力侦察呢。”
我问李主任：“是否只有‘三优杯’检查评比才这样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李主任说：“凡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大检查都是如此。如计划生育大检查、综合治理大检查、财政大检查等等。全县一年内的各种达标检查，大者七八次，小者十来次，每临年末，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接连不断。这种形式主义大检查真是害死人。检查评比，本是为了促进工作，然而具体落实起来，却是劳民伤财。此类检查评比，很难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各县差异，往往相差数分定优劣，奖优罚劣，黄牌警告，一票否决，全县脸面无光，更关系到领导的政治前途。评比既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你到县城外迎接，我就到县界外等候，你派党政领导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体出动。一县想出一个新招，他县纷纷仿效。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近各县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别县的接待规格档次，住什么级别的宾馆，甚至吃什么菜，喝什么酒，抽什么烟，都属侦察范围。还得看别人送什么礼品，否则，送轻了不行，送重复了也不行。如送礼金的，那么要打听清楚送给检查团主要领导是多少，一般成员是多少。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搞清楚。总之，在检查团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全县四大班子的各项其他工作都得替检查工作让路，一切围绕着应付检查这一中心任务。在检查团莅临期间，四大班子成员围着检查团转，前呼后拥，实在搞得人仰马翻，神经紧张。干部们劳命，百姓们伤财。”
李主任的一席话，听得我目瞪口呆。如把它们配上具体情节移入李宝善的《官场现形记》，有谁会怀疑它不是古代封建官场中的故事呢？我们何必到古代典籍中去寻找传统。“传统”不是一直“传”到现在并“统入”到当代地方官吏们的政治行为中去了吗？一切传统都是活的东西，因而都可以通过实证调查而获得传统。
下午4时30分，到达新蔡县城，谢别李主任后，小杨便陪同我们到新蔡县委、县府办公大楼去找他的学生与熟人。从县委办找到县府办，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两办的值班人员说，这几天，县四大班子的领导成员一直忙于陪同“三优杯”检查团。于是永成建议先到县委招待所安顿下来再说。不料，偌大一个县委招待所全给“三优杯”检查团及四大班子的陪同人员给包了。在大检查期间，招待所不对外开放。杨老师提议，到县党校去借宿，党校校长是他的朋友。
从县委招待所到县委党校有一段路程，县城的主要道路及交通要道布满了警察，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来形容或太过之，警察沿路两侧排列，神情肃穆。有些警察在人行要道来回巡逻，确给人以“如临大敌”之感。大小街道被打扫得很干净，沿街看不到一个摊贩。在“三优杯”大检查的非常时期，或因摊贩的有碍市容而被全部驱逐了。这种耗费精力制造出来的人为环境与秩序是否优良，且置而不论，但决非常态。
临城北大街而建的四层楼房，便是县委党校所在地，县级党校拥有一幢四层楼，这在河南算是十分阔气的了。年近50岁的党校校长见杨老师带着我们来访，格外高兴。寒暄坐定，谈及“三优杯”大检查。这位校长的评价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又说：“每临年末，省、地市机关老爷们便组织各种检查团下来检查评比，名为检查，实则吃喝打秋风。”正说之间，安徽省阜南县党校校长带着五六人来访。说是开车到西安某党校参观学习，回途便道来此取经。从两位县党校校长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听出，这位党校校长外出所取的经，主要是创收之经。县财政拨款只能保住教员的基本工资，至于教员奖金的发放，办学条件的改善，教员的住房及必要的招待费，都得自己搞创收。一校之长，首先得解决这些具体而紧迫的问题，否则这个校长怎么做得下去。新蔡县党校校长告诉这位新来造访的同行：“我们唯一的家当就是这栋楼房。前些年发大水，原来的两栋旧平房成了危房，上级领导这才下决心给我们拨款，盖了这幢教学楼。幸亏那场大水啊，这叫坏事变好事。我们拿出两个楼面做招待所，床、被还是通过各种关系化缘来的呢！”接着又说了一个“笑话”：“前几个月，市教育局领导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工作。只看到大楼前‘县委党校招待所’的大幅招牌，找不到‘县委党校’的牌子，后来在大楼过道内找到了这块小牌子。于是便来问我：‘你们是县委党校，怎么把县党校招待所的招牌做得那么大，把县委党校的招牌做得这么小，且挂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对他说：‘如今党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得把招待所的牌子做大，且要挂到中心的位置上去。’这位领导听我这么一说，也就默不作声了。”果然说得一座都笑了起来。
我想，一级财政，主要有两大作用：其一是养人，其二是做事。这个“事”，是一级辖区内的“公共事务”，这个“人”是办理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一级地方财政养不好甚至养不活本该由它养活养好的公务人员，怎能指望他们去办好公共事务呢？这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知道的浅显道理，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解决好这一大问题，从而成为吏治败坏的一个基本原因。
中国内地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无法养好，甚至无法养活本该由它养活、养好的公务人员，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造成这种狼狈状况的根源何在呢？一是财政收入少。缺乏工商业税收支持的农业大省、大县、大乡，财政收入是相当有限的。近3万人口的王勿乡，年财政收入只有70万。这笔钱，主要来源于农业税与农村特产税。二是需财政养活的人实在太多。尤其是乡镇政府财政，要养活庞大的中小学教员，直接承担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任。三是在高消费标准（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风尚下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对受此影响的一切人都构成一道必须加以攀比的无形律令）的诱导下，各级官吏提高了集体消费与家庭消费的标准。四是在“大跨度、超常规、大干快上”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与频繁的检查评比的督责下，各级党政部门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且所办之事大多在于“政绩显示”而非实际经济与社会效益。
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一是增加财政预算外的收入。于是开启了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之源，这也是中央对“三乱”屡禁不止的根源之所在。二是容忍，甚至鼓励各级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及教育事业单位自己去搞“创收”。这样导致“副业”转化为“正业”，而“正业”本身陷入混乱与低效。如部门集体创收不足，则导致公务人员去从事各种个人创收。绝大多数公务人员的收入结构差不多由财政拨款、单位创收与个人创收三块组成，且收入重心有由前者向后者移动的倾向。一旦保证“正业”运转的“财政拨款”降到次要地位，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必然导致混乱与腐败，并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到河南走访数月，这可以说是我所得到的一条最重要的认识，这一认识虽从河南调查中所得到，但决非限于河南，全国各地，概莫能外，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诊断病因，匹夫有责。至于治疗疾病，还望肉食者谋之。
晚借宿于党校招待所，与李、杨老师商议下一步行程。
此次到新蔡，原有两个目的：一是走访一乡、一村，如在正阳县所做的那样，走马观花，求其大概。二是专程到新蔡县练村镇金庄村田庄去看看。外界盛传：毛泽东在田庄某农舍显灵。因“三优杯”检查团莅临新蔡，又听李主任的那番言谈，便新增一项：调查检查过程。
杨老师说，这几天，县党政领导正围着钦差大臣们团团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陪同我们下乡、下村去调查。所以，此行第一个项目只得取消。在县四大班子中虽有不少学生，但要请他们谈谈“三优杯”检查的具体过程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是朋友，也不会谈及具体细节。所以第三项目，也只能取消。近几年来，前往田庄参观“圣迹”的人络绎于途，不必通过县、乡党政部门，故而决定明日一早前往田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