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 两种婚嫁标准
今天是国庆节。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以我特有的方式纪念她的诞生日：调查与思考。
八年前，我与赴美留学的朋友相约：你们借用另一种文化所提供的视点，从外部来观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我则重返乡村，从传统与现实提供的视点，从内部、从底层来观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我们将从这两种不同视点的对话中，深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及其发展趋向。这个任务远未完成。关键在于从西方借用的各种理论与概念无法组织并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经验，而单纯的观察访谈也无法收集到全面准确的经验材料。结果只能形成一些凌乱矛盾的感受而已。中国太大，太复杂了，何况又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要将变化之中的复杂而庞大的社会运动概括在简明清晰的理论之中，或非思维所能企及。生活走着自己的路，思维无法替它作出别的规定，只有致力于描述它，反映它，概括它，从而理解它。然而，就是这一任务，已对一切思维着的头脑构成严重的挑战。
上午，永成叔提来了两大捆族谱：这一带的族谱，不是记在书册上的，而是记在布帛上的。族谱幅宽2.5米，长4米。分上下两层：底层是白布，上层是略呈淡黄的锦帛。一幅是李氏全族谱，只列高祖以下十三代，已陈旧破损；一幅是支系谱，只列二祖以下十六代，完好无损。每代占一横列，代际传承一目了然。族谱只记男性子嗣姓名，不载配偶与女性。在某些姓名旁注明“绝”或“迁”字。在族谱之末，有两段文字说明：
其一：“始祖李公椿，明永乐二年自山西襄垣县北峨村始迁于兹土。该谱光绪七年重修，民国三十三年续上十四、十五、十六三世。”
其二：“凡上家谱，以辈齐为规。若同辈中兄在，弟不得上名；叔在，侄不得上名。至辈齐，亦必同众秉公请上。如有豪强之辈不等辈齐，不同众人私自窃上者，罚修家谱一次。续上家谱时，务必将家谱遍看清楚。新上之名，不可与先人相同。如有相同名字，必须临时更改。”
由此可见，这幅保存完好的支谱，是光绪七年（1881年）重修的，至今已历百余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距光绪七年已63年，续上三代。1944年至今，该族未再续修族谱，虽然年年举行全族共祭活动。我问永成叔为何不重修族谱，他说：“议论过几次，但选不出人来主持这件事，重续家谱，要挨户调查统计，很是烦难费时，大家都说要续修，但没人出来挑这担子。前些年，这一带重修家谱的还真不少呢。”
从全族谱上看，从明永乐二年到民国三十三年共540年，传十六代，每代平均37.75年。这十六代中，外迁者甚少，第五代迁出1人，第六代迁出6人，其余不见记载，迁往何处也未注明。另有两个特点，一是男性子嗣人数，各代之间相当稳定。如第七代117人，第八代127人，第九代116人，第十代118人，第十一代131人，第十二代136人，第十三代123人。二是各代绝嗣比例很高。第七代绝嗣37人，占32%；第八代绝嗣44人，占34.6%；第九代绝嗣45人，占38.8%；第十代绝嗣24人，占20%。从第一代迁祖到第七代，男性子嗣稳步上升：第一代1人，第二代3人，第三代10人，第四代23人，第五代64人，第六代96人，第七代117人。这或许说明，村落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确定的比例，超过这一比例，或外迁、或迫使一部分男性子嗣退出婚姻。永成叔说，解放初，该村总人口不足400人。可以推见李氏宗族从第七代始直到解放初，人口总数一直保持在400人左右。解放后近五十年内，地不加广，但单位亩产从300来斤（二熟）上升到1 000余斤（二熟）。人口翻了一倍有余，生活水平亦有明显提高（常年吃小麦，住砖瓦房），端赖于单位亩产的大幅度提高。
因是国庆节，永成弟请其父母过来共进午餐。炒了一盘鸡蛋，一盘土豆肉块，一锅冬瓜肉片，每人一碗，一箩白馍与烙饼，四瓶啤酒。我等四人（永成叔、永成弟、永成与我）在客厅就餐，李妻、母亲与三个小孩在厨房前设席。我建议合坐一桌，可热闹些。李说，这是习惯：男性来客由男主人陪同在客厅吃菜喝酒聊天，妻子与小孩一般不上桌，或陪女性来客在厨房里谈谈话。我说：“在我老家（浙江龙游）五六十年代还保存这一待客风俗，但到八九十年代，这一习惯几乎消失，想不到你们这里还保留着。”李说：“在俺村更年轻的一代中，也随便多了。”
由待客中的男女有别说到生育上的重男轻女。李说，在农村，重男轻女观念依然很深，若妻子只生女，不生男，不要说丈夫不悦，公婆有闲言，妻子在村里，也觉得低人三分。妇女在家里、在村里的地位与能否生男孩关系很大。我问：“村里的观音娘娘（内挂观音送子图）是否与妇女企盼生男孩有关？”他父子俩说，多少有点关系。由此又谈及结婚的意义。永成叔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而然，还有什么意义？”我说：“有人结婚主要是出于爱情，只要两人要好，生男生女，甚至不生孩子都无所谓的；有人结婚主要为了生孩子，尤其生男孩，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不是有不同的意义吗？”李说：“如今农村结婚，主要还是媒人介绍，哪像城里人去谈恋爱。家境不好的，就去托媒人，家境好一点的，媒人会找上门来。我儿子才上高一，自盖了房子后，经常有媒人上门说亲呢！农民嘛，对结婚考虑得很实在，一是要有一个劳动帮手，二是生孩子，尤其是生男孩。女孩是要嫁出去的，男孩才能留在身边。农业劳动，养儿防老，继承遗产，全是靠男孩。生不出男孩没有办法，能生而不让生，确确实实存在问题。”我想，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的传统生育观念以及与此观念密不可分的小农生存方式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中国的小农经济因土地家庭承包制而得以全面恢复，在不改变小农生存方式的情况下，而要改变农民的传统生育观念，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村落就意味着传统，村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父系村落，至今依然。村民的婚姻、生育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这一事实密不可分。在村落社会内部，似乎不可能产生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新观念只有在村落社会之外，在近现代的工商城市中才能产生出来，然后向村落内部渗透。村民谋生方式的逐步改变，才是新观念被真正接受的客观基础。
边喝酒，边聊天。我将话题引到农村电价上去。我问在供电所任职的李氏：“各村的墙上都写着省物价局、电力局核定的农村电价每度0.45元，并规定农民对超收部分有权拒交。但农民实际所付电价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里？”他的答复是：“县电力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开支。”
他说，县电力局核定编制是160多人，但现有人员高达560余人。其中县电力局与下属四个供电所的电力行政管理人员240人。全县乡村设三个供电所，每个供电所负责六个乡的供电。每个供电所30～35人。城镇设一个供电所约七八十人。另有五六个经济实体，如电力修配厂、电材供应站、加油站、铁钳厂、工程处、食堂，共计300余人。有些经济实体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有些需要局里的补贴。他说：“肥乡县的工商业相当薄弱，重要的县属国有企业差不多都亏损，所以县、乡官员及一切有门路的人都往政府各部门安插自己的子女。凡经济收益比较高的部门，全部人满为患，如电力、税务、工商、邮电、银行、公安、法院等部门。电力部门要养活的人数越来越多，电价不能不提高。”
河南省有个“富民工程”，河北省有个“鱼水工程”。“鱼水工程”要求每个行政村向村民公开财务、计划生育、宅基地、电价、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劳动积累工等八个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用意颇佳，但难落实，所以只能落实在墙壁上。村民斥之曰“骗人”。但县、乡政府有难言之隐。改革开放后近廿年来，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机构与人员的急剧扩大、政府消费日趋增加，这是各项公开的或隐蔽的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中饭后，永成陪我到镇上去买电池（照相机的电池已用完），顺便去乡政府转转，看看是否能找到乡书记或乡长，以便进一步了解乡财政状况，再参观一下乡政府创建的“肥东第一集市”。
坐落在公路北侧的乡政府院内空荡荡的，只有几位穿制服的民警在值班。大院内的建筑十分简朴：沿中轴线东西两侧，各有两排平房，每排六间；中轴线北端有一长排平房，十四间，其中两间是会议室。据民警说，前四排平房是70年代建造的，后排是1986年建造的。在我走访过的河南各乡镇、乡政府办公用房差不多都已经或正在翻盖楼房，有些还相当“现代化”。这儿还保留着七八十年代简朴的旧貌是出于简朴意识还是资金紧缺，不得而知。
国庆节，地方官员放假，集市想来一定繁忙，然而，萧条得很。
在乡政府大院东侧，有一条与“邯郸—聊城”公路垂直的柏油公路。“肥东第一集市”便建在柏油公路的东西两侧，已建成百余栋平房与楼房。有些房子是乡政府直接投资的，有些则是出租土地招商盖建的。沿街房屋临街一面皆贴白色长条磁砖，大多数店门锁闭，只有二三十家开着店门。其中新式发廊占十余家，里面各有一二名或三四名年轻女郎，只有几家发廊正在理发。整条街空荡荡的。购买电池时我问店主平时生意也这样冷清吗？他说，早上多一点，每周一集，赶集时人还不少。他们的生意，主要是一个早市，一个集市，还说在这里开店，赚不了钱。
这就是肥东“第一集市”，实在令我惊讶。此项“政绩”的决策者们，大概只把“市场”理解为“场地”而没有理解为“贸易”（即“市”）。“场地”可按行政手段建成，而“市场”的形成，自有其非行政力量所能促成的经济规律。的确，市场经济对内地绝大部分地方官员来说，是个全然陌生的概念。至于多少有点色情嫌疑的新式发廊以如此快的速度从港台传及广州、深圳，从全国各大中城市扩张到县城、乡镇，亦令人惊奇。我想，中国的村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从来是抗拒城市侈靡文化的强大堡垒。如今，一台神奇的电视进入乡村与农户，是否意味着飘行在城市上空的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生活观念，可以通过电视而最终确立起对村落文化的霸权地位呢？一代农村青年对城市侈靡生活方式的单纯模仿将会导致何种社会后果呢？我真想进发廊去找小姐们聊一聊，但终于没有进去。
晚饭前后，永成弟陪同我们走访若干农户。重点调查一般农户的经济收入与结婚费用之间的关系。
李富春，37岁，高一辍学，妻子35岁，小学文化程度。生二子，皆读小学。承包8亩耕地，每年出栏4头猪，农业（包括饲养业）这块全年收入（除去农用成本）最多不超过4 000元。每年各项上缴的农负、摊派，约1 000元。四人全年衣食，起码得2 000元，两个孩子的学杂费500余元，加上电费、人情往来、请客送礼等等开支，单靠农业这块收入，尚不足维持全年的日常生活。所以必须外出打工，挣点钱以补贴家用。他说，这几年，他春节后便到邯郸打工（建筑小工），按日计酬，每日20元左右，不管吃住。麦收前回来，约能积1 000元左右带回家来。全年日子，还能凑合着过，但不能生病。“村里像我这样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与我差不多，若没有打工收入，单靠农业，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平时要买点什么东西，或送礼，根本拿不出钱，只得用麦子去换。”谈及村里的存款情况，李富春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乡信用社工作，上次来玩，谈起村里的存款、贷款情况。据这位信用社朋友说，该村235户人家，共有存款11万（户均468元），贷款6万（其中2万是村办企业时欠下的债务，至今未归还）。永成弟插话说，村里大多数农户没有存款。这11万元存款，主要是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收入，准备结婚用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农药化肥。
李富春说：“如今农民主要的问题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民负担太重。幸而我结婚早，超生一胎才罚几百元，如今超生一胎要罚六七千元，那日子真是难过了。农业外收入，除了打工，没有其他出路。就是打工，也不好找活。就是找到活干，也不稳定。”又说，“农业收入，除了上缴政府，余下的能填饱肚皮就差不多了。要花钱，只有外出打工。没结婚的，要靠打工收入结婚；已结婚的，还得去打工还债。像我这样，得靠打工补贴家用。”据他估计，全村外出打工者近三四年来达到100余人，全部是中青年男子（女孩外出父母不放心）。主要集中在邯郸与石家庄两个城市，有十几人到石家庄近郊租地种菜。每年收入据说也有2 000～3 000元。自种自卖，很辛苦。
李富春家住三间砖瓦平房，另有两间配房：一间贮藏室，一间厨房（灶上也无烟囱）。院内放着三口大水缸。正屋的东西厢房为夫妇与孩子的卧室，中间客厅内有一台吊扇，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台缝纫机。
李富春自称他家的经济状况在村内处于中等水平，但永成弟的估计是中等偏上，因为他家有两个强劳力，又有农业外的打工收入。我们从这位中年村民的陈述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人均2亩耕地，一家全年的农业收入（包括饲养业），除了上缴地方政府的，只能维持一家温饱而已。倘要供养一两个孩子读书（尤其是读高中、职校或上大学）或盖房娶妻，则必须到农业外获取别的经济收入。
又走访了三户近两年内结婚的农户与一个正准备结婚的村民，重点讨论结婚费用。从谈话中得知，结婚费用随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有高低。这里存在着两种标准：一是“体面的标准”，一是“还过得去的标准”。后一种标准随着第一种标准的上升而上升，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大。近两年来“还过得去的标准”意味着四间砖瓦平房、两间配房与砖砌围墙，这需要2万元。另外，定婚礼金、被服、家具、家用电器、婚席得花1万元，共计3万元。“体面标准”意味着五间砖瓦平房，另带“两袖”与“出厦”，磁砖贴正墙面，两间配房与砖砌围墙，大铁门，门楼。造价起码得4万元以上。定婚礼金、服被、家具、家用电器、婚席得花2～3万元，共计6～7万元，甚至更多。“体面标准”是大家所羡慕与追求的目标，但“还过得去的标准”恰如一种无形的命令，给一切准备结婚的青年及其父母造成一种强制性的压力：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否则就娶不到老婆、结不成婚。
被全体村民所羡慕的“体面标准”如今已为绝大多数农户所难以企及，就是“还过得去的标准”也意味着全家人将近十年的艰苦积累。父母在农业收入上节衣缩食积累一点，逐渐步入婚龄的小伙子得外出打工挣钱。四五口之家，这两方面每年能积起3 000元已相当不错了。一旦有钱，便购买砖块，这是最普遍的做法，也有的存入银行。“存银行有两个缺点，一是家里有急事，会把钱挪用掉，二是亲友知道你银行有钱，便会来借，有钱不借，总不好意思。买了砖块，家有急事也熬过去了，别人也不会来借钱。”不过，总有人把钱存入银行，亲友间借贷也是经常有的事。一旦砖瓦齐备，便请人起房盖屋，结婚费用往往还得向亲友借贷，婚后逐年还钱。一般来说，婚前五六年积蓄，婚后三四年还债。去年春节，本村有一青年农民结婚，鞭炮齐鸣，亲友祝贺，其母却躲在老屋的一角暗自哭泣：她因儿子结婚而欠下1.5万余元的债务，这一笔沉重的债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从住房与室内家具情况来看，我所走访过的三户，皆符合“还过得去标准”。其中两户的新房卧室各有一套组合式家具，但质量低下。三家皆有缝纫机与电视机，两台黑白，一台彩电。其中一家还有一台洗衣机，至今没有用过。我想，这台洗衣机在此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用价值。这说明城市生活方式对乡村青年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
现年34岁的李富国刚盖起五间“带袖”的新式平房，耗资2.5万。外墙尚未上磁砖。为盖新房，已借了五六千元，要完婚还得1.5万元，他正发愁到何处去借这笔钱。为了能达到“还过得去的标准”，他只得再推迟婚期。
在集体化时代，乡村婚丧礼俗中的“铺张浪费”受到意识形态与行政力量的双重制约。当时，各农户间经济差异小，婚礼简朴，且亲友协助，建房费用甚低。如今获得自由又均分得土地的各独立家庭开始在非农领域展开竞逐财富与社会地位的竞争。这一带乡村，因工商业的极其薄弱而使贫富分化极其缓慢，但毕竟逐渐拉开，使得率先富裕起来的村民能替村里人设定较高的“体面标准”，从而带动“还过得去的标准”也往上攀升。这一标准也超过了大多数村民的承受能力。然而，正是这一有形的标准所形成的无形压力，迫使一切准备结婚的男青年外出寻找新的赚钱机会。这一方面给城市带来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改善了乡村住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