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 访董家草棚老妇
E县遭逢水患，县、乡干部与村民全部投入排涝保苗（冬小麦）的奋战。如此时找人访谈，是为干政扰民，于心何安？若在此等待，我也赔不起这个时间。上午8时，决计前往G县。据马主任说，G县不仅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且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全县现有人口140余万。我对G县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据说信阳九县，农民负担以G县为最重，到底怎么一个重法？在高农负重压下的村民生活与心态到底如何？当然这个问题只能“暗访”而难以“明察”。一是在G县境内，还保留不少建于解放前的“土围子”或“水围子”，那是当年为防匪患而挖建的。这些“土围子”或能给我提供一些有关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结构的重要信息。这个问题只需“明察”无需“暗访”。
G县城距E县东南五六十公里，若从E大桥过淮河只需三刻钟的车程。然而，只过了一夜，滔滔的淮河又上涨了一二米，竟将大桥南端的数百米引桥全部淹没在混浊的河水下，交通为之阻塞，故而只得从息县过淮。向西绕了一大圈，到达G县已是中午时分。车上，我与马主任商定，此次到G县，不必烦扰县党政官员而直接到县党校。县党校教员既熟悉全县的乡、村干部，又熟悉村民。已经贮存在他们头脑中的有关信息，就是最好的调查资料。由他们陪同我下乡村，也可省却不少麻烦。
G县党校坐落在一个小院落内。两排旧损的平房，共十余间：两间办公室，四五间教室，一间会议室，余下六七间全作教员住房之用。四五位正副校长，七八位教员。如今的县党校，若单靠县财政的固定拨款，只能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况。故要提高教员福利待遇与办学条件，必须得想办法、搞创收。与地委党校联合举办各种大专、中专班，是地、县党校的创收主渠道。学员来自县、乡村的干部。干部的“知识化”，使得“文凭”、“学历”在官场的“保位”与“升迁”过程中日显重要。党校通过办班与授文凭而从学员中获得各部门的“官费”，从而使得“办学经费不足”的矛盾多少得以缓解。今日，恰值党校某大专班结业，几名在县工商税务局任职的学员在紧挨着县党校的一家餐馆设席款待校长与教员。他们见马主任陪人来访，便一起邀请入席，并推为上座，看得出来，马主任很受他们的尊重。这给我的“入场”带来诸多便利。
下午3时，由县党校副校长陪同我们参观“土围子”。副校长说：“G各乡土围子、水围子甚多，但完整保存至今的却不多见。解放快50年了，许多水围子的河沟被填，或作宅基地或辟为农田，留下几段作为鱼塘，非复旧观。固始地处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历史上地方治安甚差。解放前数十年，这一带土匪横行。所谓土匪，大多是本县或邻县的饥民。每临水旱、虫灾，便盗贼蜂起。凡有地有钱粮之富裕人家，便挖河沟，筑土墙，结寨自保，因为地处平原，无山河之险可资凭借。”副校长建议我们到邻近的泉河乡的“董家草棚”去看看。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处保存着十分完好的水围子。
先驱车到泉河乡找乡长（该乡长与校长有师生关系），再由乡长陪同我们到大坝桥村。道路状况可谓是“每况愈下”，从县城到乡政府所在地的路面前些年就“硬化”了。即令最贫困的乡镇，近些年来也都购置了一二辆或二三辆桑塔纳轿车，就是为了这几辆“现代化”交通工具，也得使乡、县道路“现代化”起来。马主任说：“信阳九县，各乡镇一级主要官员全部以车代步了，各乡、县之间的道路基本上硬化了。”从泉河乡到大坝桥村的道路也已按“公路”标准作了规划，但却无钱“硬化”。连日的阴雨，这条泥路被各种车辆（主要是拖拉机）辗得坑坑洼洼，泥泞难行。车未开进大坝桥村而是停在这条虽“规划”，但未“硬化”土路的途中，因为“董家草棚”就在路东侧数百米处。乡长从沿路而建的农户家借得两双雨鞋，并请该家主人（一位年近60岁的老妇及其儿子）陪同我们入村。乡长与校长则在屋里等我们，因为只有两双雨鞋。
“董家草棚”呈“回”字形，中间的长方形“小岛”占地约二三亩。四周环河，也呈长方形，河宽约六七米。正南有一路与水寨相通。寨内有五栋房屋，西侧三排是土坯草屋，东侧一幢是三间砖瓦平房，一栋也是土坯草屋。董家草棚的女主人，现年61岁的董氏后裔就住在三间砖瓦屋内。当马主任向她说明来意后，这位老妇人很是乐意陪同我们参观她的旧居，并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
据老妇人说，董家草棚是在她祖父手上建造的，时间大概在民国二三十年。那时兵荒马乱，土匪很多，这一带的大户人家或陆续迁到城里去，或在乡下筑墙、挖河，自求保护。她指着寨边依稀可辨的残垣说，这就是原来的土围墙，有一人多高。并说，在寨子的四角，原来还建有土炮楼，请长工持枪防守。这四栋草棚是解放前留下的，如今早已破损，只能堆放一点杂物，不能住人了。她现在住的三间砖瓦房，是70年代重新翻建的。我问，你们祖上是大户人家，为什么不盖砖瓦楼房，而盖草房呢？她说，对祖上的经济情况她也不甚清楚，到她父亲这一代，差不多都通过读书考到城市去，并留在城市工作了。又说，这一带的围子，大多与董家草棚相似，建造砖瓦房的很少，楼房就更少了。除非是拥有几千亩土地的大地主。老妇人陪我们沿寨四周转了一圈，发现寨子后部有一长排低矮的房子，那是牛、猪与鸡鸭厩，如今还养着一头猪，若干只鸡。前面有二三分地的菜园，栽种着若干种蔬菜，四周的河中还有鱼。可以想见，这样的土围子（或水围子）在从前是一个经济上充分自给的单位。
我原来以为，这一带的土围子大多以“村落”为单位。但据老妇人说，以整个村庄为单位的围子很是少见，绝大部分的土围子如董家草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这一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前些日子，我在舞阳县采访时，发现不少的“土围子”是以“村庄”为单位的，但这种村庄，大多是单姓村，或说是同一宗族居住的村庄。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恰如“五四”学人所指出的，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村落以及由村落构成的乡村社会很难说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如果村落村民具有共同体意识的话，那么面对共同的盗贼土匪的滋扰，一定会采取联合的共同行动，“土围子”或“水围子”的范围一定会扩张到全村庄。中国村民共同体意识仅限于家族成员之内，充其量扩及同村宗族。即使面临共同的防御任务，超宗族、超村落的自发联合也是极其罕见的。这一现象，对于中国广大乡村的“社会关系”现代化，对于“村民自治”的实践，对于乡村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
参观“董家草棚”后，老妇人请我们到她屋里去喝杯茶。我顺便观看了她所居住的三间平房：中间是客厅兼灶间，西厢是卧室，其中一张大床是祖上唯一的遗物，东厢竟是佛经堂。佛经堂墙上贴着一张观世音菩萨像，桌上有两只香炉，一只木鱼，一串佛珠。我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你是吃斋念佛的？”她说：“是的。”我又问：“你会念哪些佛经呢？”她说：“会念《心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往生经》。”接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早已翻旧了的经书。我接过经书，翻到《心经》，问：“你懂经文？”老妇人答道：“字识一些，只会念，但不懂里面的意思。”“先生你懂佛经？”她问。当她听我说“略知一些”时，苍老的脸上突然显露出惊喜的笑容，立即请我坐下，给她讲解《心经》。
此时，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催促我早点返回。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下午5时3刻，阴雨之后，天色暗得很快。回程之路高低泥泞。我对老妇人说：“真对不起，他们催我回去了。”但她恳求我：“就讲一段经文，或者讲几句也是好的。”望着这位长年孤居草棚的老妇恳请的目光，只得给她逐句讲解。《心经》言简意赅，一上来就讲心色关系，实非老妇所能理解。我突然看到室外盛开着的月季，于是步出房屋，先以花为喻，讲心、色之理，又以董家草棚为喻，由心色转入人生“解脱”。只见老妇神情庄严，认真谛听，若有所悟的样子。20分钟后，喇叭声又起，只得匆匆告辞。临行握手相问：“先生何时能再来？”当我走出“董家草棚”，回首看望，只见老妇依然站在门口，挥手目送，依依惜别。此时，我内心突然涌起一阵冲动，想重返草棚，把《心经》讲解完毕，然而马主任劝阻了我。
回到路边的农户家，还了雨鞋。方知这家农户的弟兄俩是草棚老妇之妹的两个儿子。四间砖头水泥结构的平顶房，兄弟结婚分家后各占两间。顺便问及他们的经济收入情况，弟弟说，他一家三口，只有两人承包地（孩子只有一岁，未分承包地），人均一亩耕地，靠这点地只能吃饱肚子。要用钱，得外出打工。这一带青年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最先随人到北京打工，一年有余，不曾赚到钱，但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后南下广州，做了二三年，积赚两万余元，回家后购置一辆小面包车，搞客运，也赚了一些钱。如今车子多了，竞争十分激烈，搞乡村客运已不再赚钱了。原想再盖一栋房子，把这两间留给他的哥嫂。他指着路对面的那幢只盖了一半的房屋说，还缺一半钱，盖不上去了。在他屋内有一台彩电，一部程控电话。他说，搞客运，需要有一部电话机。今年他闲置在家，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机会。这位现年25岁的初中毕业生说，单靠土地是没有出路的，守在村里也是没有出路的。
在回程路上，我留意观察路边的村落，发现有六七个类似“董家草棚”那样的水围子，只不过没有像“董家草棚”保存完好：有些河段已被填平，内外农舍已连在一起。我还注意到，这一带的村落农舍，老式的土坯房还占有一个很大比例。陪同我们的乡长说，70年代以前，全乡差不多是清一式的土坯泥墙，条件好一点的盖瓦，差一些的盖稻草。到7O年代中期后，陆续出现砖瓦平房。直到90年代，才有少数经商致富者盖起二层楼房，且大多建到公路边。
回到乡政府，已是晚7点，乡长执意要留我们吃饭。副校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随便，但要十分简单，吃碗面条就行了。”谁知坐定不久，乡政府食堂的厨师接连炒了五六盘菜，拎上两瓶白酒。席间，又谈及董家草棚的事。乡长说，现住在董家草棚的董氏老姐妹，其祖上是个地主，当时拥有多少土地，他并不太清楚。董家草棚是她们祖父建造的，此类水围子内的住房，大多是草棚。她的祖父生有两个男孩，大的便是她们的父亲。解放前，通过读书、考试留在南京工作，并结了婚，生有二男二女。1946年，其父亲回家，据说是回家处理分家析产之事，又有一说是回家取钱。在返回南京途中，翻船淹死了，年仅36岁。其母亲在南京无力养活四个孩子，只得将两个女儿送回老家。后来南京失守，她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跑到台湾，她两姐妹只得滞留老家，由她家的老长工照料她们的生活。后来，董家长女嫁给了长工的儿子，一直住在董家草棚。前些年，她们的两个哥哥从台湾来看望她俩。据说，给了她们不少的钱。“我曾接待过两兄弟。两兄弟都是留美博士，台湾某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同是兄弟姐妹，命运的安排竟有如此不同。”如此看来，老妇人皈依佛门，有以然也。
当晚，我与马主任下榻于G县委招待所。新建的招待所有四层楼，内外装潢如同三星级宾馆，客房价格，高者310元，低者80元。我与马主任开了一间中价房（150元一晚）。马主任说，在各贫困县中，县委招待所在全县是最现代化的宾馆。的确，这多少反映了内地贫困乡、县干部对现代化的部分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下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