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 “杞人”之忧
上午，在河大招待所准备杞县之行的调查提纲。中午，应邀出席开封党校科研处处长田野的家庭聚会。同时受邀的还有党校正、副校长及田野的两个同事：李、汤两位老师。席间议论问题十分广泛，择其要者，记述如下：一、关于中国社会现状与发展方向问题。他们说，如何解释并解决当前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存在的令人忧虑的问题？中国社会正朝着什么方向转型？中央第三代领导要给出一个明确且切实的回答。邓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且现实生活的发展也非这个理论所能解释。如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占主体。如今，开封市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处于停产与半停产状态。下岗失业职工几占原职工人数的2/3。邓说，如果改革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百万富翁，那么改革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如今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都大量出现，这批暴发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敛起如此庞大的财富，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吗？邓的“中特理论”作为一种信仰根本无法获得人们的信奉。如今人们信奉什么，一是金钱，二是菩萨。我们党校是向基层党员干部宣传“中特理论”的重要阵地，但学员们提出的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我们根本回答不了。
我说，在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时候，我们要将“应该向什么方向变化”与“实际可能朝什么方向变化”这两个问题明确地区别开来。就“应该”而言，就有三种说法：邓的路线及邓所反对的左、右两派的发展路线。左派想走回头路，但此路不通。中央即使想“回去”也是回不去了。首先8亿农民就不想回到农业集体化的老路上去。右派想走到欧美的道路上去。如今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其发展道路皆以欧美为楷模，但都走不到欧美的路上去。中国13亿人口，只有那么点土地资源与矿藏资源，你能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吗？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条件，走第三条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个“只能”，其实也是一种“应该”。第三条道路其实也并不是只有邓所指示的那一条道路，还有多种可能与选择。我说，讲“应该”是一回事，“实际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走的路，很可能全然不是左中右三派所讲的“应该”之路。黑格尔说：“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毛泽东这样雄才伟略的历史巨人，也无法把社会生活纳入他的“应该”轨道。如今搞市场经济，亿万群众各自的利益、动机、激情、意志所汇集而成的生活洪流，很可能突破各种“应该”，走到我们无法预料的什么地方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只能要求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加紧实证调查研究与理论研究，而不能只是指望中央领导替我们制定一个说明并解释一切的理论。
二、关于中西部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他们说：“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战略，使得东南沿海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河南乡镇及乡镇以上主要官员几乎全到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参观过、学习过。十几年来，内地官员也作过不少努力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旅游业，搞城镇规划建设，这几年又搞“富民工程”，但总是投入大、收效低。全省百余个县，还有二三十个贫困县，半数以上县的财政，只是吃饭财政。我们说，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进地区，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将中西部地区变成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地。这样的话，中西部地区不成了东西沿海发达地区的“殖民地”了吗？
我说，这里有两个问题需加以分开讨论：一是东南沿海省市与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南北朝时代就逐渐形成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动因，便是南粮北调，东粮西调。唐宋时代，经济重心移到江浙；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南宋后，政治、文化中心也转移到南方，北方只保留军事优势。明清时期，政治、军事重心移到北方；南方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近代以来，东南沿海沿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期对话中，中国的沿海沿江地区首先进入近代化，更加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距离。所以说，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距离是历史地形成的。二是“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是否会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发达地区的“殖民地”问题，如中国实际上采取五六十年代南美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如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只造成若干发达的中心城市与一批暴发户阶层有能力仿效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那么，改革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三、关于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思想痼疾，我说，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毛泽东想用“群众路线”来治官病，用“理论联系实际”来治知识分子之病，用“集体化”来治小农之病。用药虽猛，无奈千年顽症难以根除。如今旧病复发，大有变本加厉之势。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言简意赅。官吏的“唯上不唯下”，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政治体制，改起来很难。知识分子的唯书不唯实，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思维方式，也很难改。至于小农的善分与不善合，更关涉到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只有建立并通过“关系网络”发生交换互惠的习惯经验，缺乏通过“平等协商”方式合作的经验。在业已分化的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基础之上，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来实现共同利益，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因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只有在平等协商的合作组织内才能发育起来。他们对我的上述观点甚感兴趣，以为“新鲜而深刻”。
边说边聊，酒足饭饱。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
兴尽而散，已是下午4时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