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 “瘫痪村”
上午八九时，我们租了村里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全村共有4辆手扶拖拉机，农忙时耕地，农闲时帮村民运建材），随永成叔到Z乡东张寨村去采访。东张寨村离中行村二三十华里。
永成叔女儿家的庭院房屋与其儿子的新建“府第”形成强烈的对比：土筑的院墙低矮残破，院墙一角堆放着一堆砖块，上面爬满了南瓜与丝瓜藤。三间坯砖结合的房屋低矮狭窄，据说是20年前的老屋。客厅内积满灰尘的旧桌上，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架现代玩艺与室内的破旧凌乱之物实在难以协调。只有屋前西侧的两间配房是新近建的。厨房灶上有一只大锅，是蒸馍用的（也无烟囱）。但炒菜用的简陋小灶却建在配房外墙根下，或是不常炒菜，故随便搭建。整个庭院约占二三分地，既无猪厩，也无鸡舍。我心里纳闷：兄妹两人，为何“贫富差异”如此之大？！
四位不速之客（永成叔、永成、司机与我）弄得主人猝不及防，找了两只大小不一的茶杯、两只碗给我们泡茶。刚坐定不久，男主人回家。寒暄过后，闲聊起来。男主人张氏，38岁，其妻长其一岁，但看上去像他的老娘。生有三子：长子12岁，次子11岁，幼子9岁。“超生二胎，被罚了三四千元，这倒算不了什么，只是生了第三胎后，老婆被乡里抓去做了绝育手术，从此不能上班（原在肥乡县化肥厂工作），更不能下地干重活。”我问：“是否绝育手术出了问题？”他说：“那时乡卫生院设备差，医生又不负责任，做绝育手术后出毛病的，俺村里还有好几个呢。”
这时，我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张氏立即警觉不安起来，两眼望着其岳父问：“没事吧？”老岳父一边说“没事，没事”，一边示意他出屋子到外面说话，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原以为有“岳父”与“堂兄”的陪同，一定是“没事的”，想不到一掏笔记，真的“出事”。
岳父在屋外对其女婿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待其重新回屋坐下神色稍定。永成将我的简况与此次来访的目的向他作了交代：“这位曹老师是上海某大学教授，是开封党校请来讲学的，我陪他到老家来了解一下华北农村的生活情况，回去讲课时有些实例。曹老师既不是‘微服私访’的官员，也不是收集情况的记者。不会有事的，请你放心。”这位胆小憨厚的中年村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村民对“调查者”的防范确实事出有因。张说：“去年邯郸市派人到俺村来调查情况，检查工作，有个农民对他们说了实话。结果，检查组一走这个农民就被抓到乡派出所去，被臭打了一顿，还罚了款，才放人。”司机插话说：“这种事情俺村也发生过。去年秋，市计划生育检查团直接到我村来检查，他们撞到一计划外生育家。该户主22岁结婚，按规定到24岁才准生孩子，但23岁时便生了孩子，被罚款500元。该户主想，反正钱也罚了，就将情况照实向检查团说了。结果检查团走后，他被村支书叫去，狠狠骂了一通，又加罚500元。因为他没有按村支书教他的说法对检查团说。”
促使张氏惊恐与防范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重新转入轻松的谈话气氛，使他坦率地向我提供一段私人隐痛：去年春节期间，县监狱看守所的5名公安人员突然闯入村内“抓赌博”。春节期间，村民闲着无事，就搓麻将。搓麻将免不了来点小刺激，但输赢数额通常很小，你说是赌博吧，其实只是增加点气氛，你说不是赌博吧，明明有钱输赢。乡县公安人员就趁这个机会进村抓人。“那天晚上九十点钟，我在亲戚家喝完酒回家，路过前街的一个院门，听见里面吵吵闹闹的，便撞进去看看，结果被正在该处抓赌的公安人员抓住。我刚喝完酒，晕乎乎的，无故被抓，便与公安人员打了起来，结果把其中一位的头给打破了。此事闹大，闻讯赶来的数十村民将公安人员团团围住，推来推去，拳轻拳重，这肯定是有的，结果将他们赶出村庄。事过一个月后，县公安局与乡派出所突然派出大批武装干警来村抓人。罪名一是聚众赌博，二是围攻殴打执法人员。他们把人抓到乡派出所后痛打，并逼他们咬出那天晚上参加聚赌的人，咬出一个，又抓一个，前后被抓了30余人，少则罚款500元，多则2 000元，被打一顿，交了罚款才放人了事。我因闻讯逃跑了，结果我成了他们追捕的‘主犯’。罪名是‘聚众赌博，带头闹事，抗拒执法，殴打公安人员’。我东躲西藏，在外三四个月，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最后请人说情，他们要我出罚款1.5万元，好说歹说罚7 000元才算了事。”谈到此，这位复员军人差点掉泪。他接着说：“此次抓赌全村被他们榨去七八万元，县看守所的那辆面包车，就是用这笔罚款购买的。”
张在部队是个驾驶兵，1983年复员回村，正赶上分田单干。1985年起，给私人车主开车。这两年，据他说每月工资能挣到1 000余元。全年六七个月开车，五六个月种地。该村人均耕地2.5亩，全家5人，实有4人承包地，共计10亩。按理说，他家的全年收入与永成弟家差不多，何以一个能盖起五六万元的新居，一个差不多家徒四壁？问及原因，他的解释是：一、妻子因结扎而患病，只能做些轻便家务，无法下地干重活，也不能搞家庭饲养业。他长期在外开车，农忙回来，平时田里照顾不到，产量自然比别人低。二、这几年，父母相继病故，二老的治病加丧葬费，花掉近2万元。妻子治病，也花去不少钱。三、春节的那件事，被县看守所“敲诈”去7 000元，在外躲藏三四个月，又损失三四千元，加上超生罚款，加起来近1.5万元。四、再加上供养三个孩子读书与缴纳沉重的农民负担。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年来只积存起堆放在门前的三四万块砖，准备过三四年再翻建新居。
谈到盖房，张突然问李永成会不会看风水。他说：“这些年来尽碰到些倒霉事。有人说是我的房子风水有问题，他们建议我今后盖房子，应该坐东向西，不知行不行？我想请个懂风水的人来看看。”这位受过初中教育，又在部队生活过五年的村民，被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弄得信起“风水”来了。
此次到东张寨村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永成叔女儿、女婿的“亲友关系”进入到西张寨村调查该村的“瘫痪”状况。我问张氏，他在西张寨村是否有亲戚，能否陪同我们去采访？他说两村同姓不同宗，但两村男女婚嫁往来，远亲熟人自然是有的。但要陪人去调查情况，恐怕不太方便。陪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去调查，要引起村民的怀疑。再说，别人也不会告诉你实际情况。我知道他有为难情绪，故向这对夫妇打听西张寨村情况，但他们所提供的一些情况既模糊凌乱，且相互矛盾，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四五年来，西张寨村没有干部，也不用缴公粮，超生也没有人来罚款。”永成叔建议他的女儿去把本村的村支书找来谈谈，兴许他知道更多情况。东张寨村支书也姓张，与张氏同姓同宗又是本家，故招之即来。我们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似乎没有什么“警觉”与“防范”，可惜对邻村的情况也不甚明了。关于西张寨村他只能提供如下情况：
——西张寨是个六七百户人家的大村，人口与耕地面积不详。全村大小十余姓，很杂，与东张寨情况类似。到底有哪几个姓氏，各占多少比例也不确知。该村没有村干部的“全瘫痪”状态，已持续四五年了。村里选不出干部，乡里给他们派村支书，也给他们软磨硬顶地赶出来。没有村干部，也就没有人去催征公粮，积欠的公粮也越来越多。至于超生状况倒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没有村委，谁来给他们重新分配土地？至于超生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晓。去年夏收后，市公安局一名副处长带一班人马进驻西张寨村，督催公粮。据说把1994年欠下的公粮与1995年的夏粮缴纳任务征收上去了。前几年的积欠大概只好算了。催粮队临走时，任命了一名村支书、村长，但村民并不把他当一回事。
问及该村“全瘫痪”的原因时，我从他杂乱且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两大原因：一是村内姓氏杂、派系多、人心散。四五年前，该村经常调换村支书。谁上台，谁就替本宗族、本家族的人捞好处，引起其他宗族的不满与反对，顶着不缴公粮与罚款。村支书完不成任务，自然下台，再换一个，换上来的也是如此。后来索性谁也不让做干部。二是农民负担与超生罚款实在太重。中央讲要减轻农民负担，但这里的农民负担与超生罚款逐年加重，而且增加幅度实在太大，农民们受不了。
由于他提供的情况过于简略含混，于是问村支书“能否带我们到西张寨村去访问几家农户，就算是到他的亲戚熟人家去串串门”，这位四五十岁的村支书露出一脸难色，于是只得作罢。不得已而求其次，请他谈谈本村的概况。
——东张寨村既是一个行政村，也是一个自然村，全村500余户，2 049人，耕地面积5 000余亩，有十二三个姓氏，其中贾姓500余人，张姓（大张）400来人，李姓300来人，张姓（小张与大张不同宗）200来人，宋姓200来人，刘姓100来人，其他五六姓氏共约300来人。“总之，姓氏很杂，哪个姓氏都拿不了大，作不了主。”这种各宗族并存、互不为大的情况也反映到村委领导班子的成员组合中：全村13个姓氏，共有14个村干部，每一宗族在村委内各有一个代表，其中“大张”占两名。村支书张姓（大张），村长贾姓，村会计也是张姓（大张）。因为村会计是从集体化时干到现在的老会计，熟悉会计业务，非一般人所能替代。村委会成了各宗族代表委员会，既是村民的要求，也是出于乡政府的考虑。现任村委班子是去年初才确定下来的，看来还比较稳定，但形不成决议，办不成事，连打一口深井，向全村供水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在1995年前的七八年内，村支书、村长的人选一直变动很大，短的只干半年，长的也只有一二年便换人，与西张寨村全瘫痪前差不多。”张支书如是说。
我以为，村委与宗族的关系，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自然形成的村落，其规模有大小：大者，一个村落划分为若干行政村；小者若干自然村辖于一个行政村。村落内宗族有多寡：按其宗族结构可分为单姓村、主姓村与杂姓村。从而使得宗族、村落、行政村、村委四者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东、西张寨，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从宗族结构看，是一个杂姓村。在杂姓村内，倘如村委班子是公正能干的，尤其是村支书是公正能干的，宗族意识就可能十分淡化；反之，若村支书、村长偏向本宗族，不能秉公办事，则宗族意识有可能强化起来。村支书以权谋私（本家或本族），且本族势力不足支持村支书的权力地位，这样的村委，很可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将村委变为各宗族代表委员会，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中行村的村委班子极其稳定，从公社时期以来，只换了两任村支书且都是年老退休，一族一村或是一个重要因素。
谈到农民负担时，张支书说：“我这个当干部的，也觉得农民负担实在太重了。”他把1983年与1995年的农民负担作了比较：1983年，全村1 450人，全年二熟共上缴“公粮”（各项农负、农业税的实物形式）8万余斤（包括小麦与玉米）。1995年，全村2 049人，夏粮上缴小麦26万斤，秋粮上缴玉米14万斤，共40万斤。“今年下达的夏粮征收任务更是重得吓人：全村要上缴38万斤，足足增加了12万斤。秋粮任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说要增加到20万斤。这样全村全年要上缴58万斤。比1983年增加了七倍多，人均280多斤，这叫农民怎么受得了。”张支书感叹地说。
我问：“为什么今年的公粮增加得那么多呢？”张支书转达了县政府给出的理由：“肥乡县分东西两部分。从历史上说，西部数乡比东部数乡的土质好，产量高。故西部数乡的历年农民负担比东部数乡重。县委说，经过十几年来的努力，东部数乡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亩产与西部数乡很接近了，故而全县各乡的农民负担应该拉平。从1996年起，东部各乡按西部标准摊派农民负担。”我又问：“东部各乡的农业生产条件是否真的得到很大改善呢？”村支书说：“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与否关键在水利建设。东部各乡、各村的情况很不平衡。如今打一口深井，要二三百米深，加上抽水机与水管，起码得十几万元。如今的村委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都穷得很，哪有这么多钱去打深井。”张明插话：“俺村现有的一眼深水井，前些年坏了水泵，也没人修，派不上用场，还说打什么新井。我们平时吃用的水，都是花钱买的。”原来老井无人管理，村里便有人自己集资打井，然后卖水赚钱。看来，这个村实处于半瘫痪状况。
此时，有人来找村支书，说是乡干部已到村支书家，要找他说话。张支书立即起身告辞。我不禁神经过敏起来：莫非我来调查的消息已传到乡政府了？时值下午4时，我决定提前撤离。临行前，向张氏夫妇打听该村的土庙现象。全村共有五六个土庙，一座土地神庙，一座奶奶庙，一座圣母庙，一座观音庙，一座龙王庙，一座关帝庙。据他们说，去年还盖了三间天主教堂，是在早已倾废的旧天主教堂的遗址上新建的。
我带着遗憾返回中行村：到处都是围墙，到处都是封地，到处都是忌讳，到处都是防范。正是这些无形的围墙、封地、忌讳与防范把社会生活的真实裹得严严实实。一个学者的社会调查，竟像是一个刺探军事情报的特务似的，反正觉得不太光明磊落。
此次调查，虽没有完成原定的任务，但体验到了村民的真实感受：他们不仅生活在农民负担的重压之下，且生活在地方官吏的专横之中。
吃过晚饭，再请永成弟陪同我们走访农户，看看他们的吃住状况，随便与他们聊上几句。总的印象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用钱吃紧得很，多数人家无存款。土地上的全部收入，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吃掉，一部分重新返回土地。要支付教育、医疗费用、人情往来、改善居住条件，得从农业外去想办法。无农业外收入的纯农户，只能维持生存与简单再生产，稍遇意外事故（如天灾、疾病），立即陷于困顿而难以自拔。我们转到村十字街口的小卖部前，店内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于是我提议到店里去看看。里面已有六七个中年村民坐在几条长凳上聊天，位于村中心的这家小店，似乎是村民晚饭后消闲聊天的中心。伏在柜台上听村民闲聊的掌柜见我们进店，立即热情招呼，村民给我们让出一条长凳，一起参加他们的闲聊。这是一种最自然的“入场”方式。
我示意永成买四盒香烟（该店最好的香烟每盒3元），以助谈兴。话题自然地转到村民们所关切的问题上去。他们对现实的牢骚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社会治安环境恶化，二是农民负担太重，三是贪官污吏太多，有人还提到贫富分化问题。可见各地农民的心都是相通的。
我明知故问：“前几个月不是刚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严打斗争吗？怎么还说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呢？”一位中年农民说：“严打？治不住。越打越厉害。前几天俺村还被偷了十几只羊呢！如今一切向钱看，挣不到钱，就偷，就抢。人都想用这种办法搞钱，光严打有什么用。”其余村民都同意他的说法。
我又问：“当官的贪污受贿，总是背地里偷偷摸摸干的，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这一问，可把他们问得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怎么不知道呢？上月俺村有人到一位乡干部家去找他办点事，正碰到这位乡干部办婚事，看见院里的礼品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还有送钱的。要不是他当官，哪有那么多人去拍马送礼呀。这不是变相的贪污受贿吗？”我说：“这算一例，还有吗？”另一位村民说：“人家都那么说，如今当官的无官不贪，还有人说，如今当个乡长、乡书记，起码得花五六万元，要不，他们从我们老百姓头上搜刮去那么多钱粮都花到哪里去了？每人一年要上缴200多斤麦子，还要缴三五十元，折合起来就是200余元，俺村一年就给他们拿去20多万元，算算看，全乡一年不就好几百万元了吗？还有那么多超生罚款的钱，他们都用到哪里去了？我们又没有看到他们给老百姓办了什么好事。当官的不贪污，这才怪呢！”说完，他指着坐在一旁的中年农民说：“他是俺村的村长，你问问他，这笔钱给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位村长说：“上面只叫我们征粮派款，又没有告诉我收上的钱粮干什么去了。”说得大伙都笑了起来。
我接着问：“在你们看来，用什么办法才能惩治贪官污吏呢？”还是那个中年农民说：“能有什么办法呢？如今社会风气败坏了，一切向钱看。拳头硬胆子大的去偷去抢，掌着权的以权谋钱，怎么治得住。”（我听他说话颇有条理，便问他是什么文化程度，永成弟说，他高二辍学，在家务农，也外出打工。）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年村民接着说：“还是毛主席的那个办法管用。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大字报，治不住贪官污吏。只是写大字报要署真名，不能乱写。”（春林告诉我，说话者原是小学教员，早已退休。）在农村的“小知识分子阶层”中，我已不止一次听到过相同的声音。
此时店门外站着七八位村民，我请他们进屋聊天，仅十五六平方米且被柜台隔成两半的小店内挤满了人。我将话题转到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对比时，在场的村民一致认为：这些年来农民的生活条件确实比过去强多了，人也自由多了。于是我又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邓小平时代是否比毛主席时代好多了呢？邓小平是否比毛主席高明呢？”这一问，使室内议论气氛更激烈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各抒己见。
有几个村民说：“邓小平怎么能与毛主席相比呢？那时（指毛泽东时代）哪有偷盗抢劫的呢，连小偷小摸都没有。夜里睡觉，用不着关门；出门在外，更不用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的，连多吃多占都不行。那时生活条件虽然差点，但大家都差不多，心里也比较踏实。如今可好，强盗小偷，卖淫嫖娼，贪官污吏都出来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夏麦还没有收上，上面便催着要粮；秋收还没有结束，上面又催着要钱。而且越要越多，越催越凶。他们还让不让老百姓活？！”我故意反驳说：“你们刚才不是说如今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吗？毛主席搞集体化，你们只能吃粗粮。邓小平让你们分田单干，不是都能吃上细粮了吗？”其中一个村民说：“那时生活条件是比较差，但比解放前可好多了，这也要凭良心说话。再说那时强调搞建设，毛主席把钱花到建设上，还要还苏联外债。还有，如今离毛主席去世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按过去那样搞法，产量肯定也会提高，说不定生活条件会更好，而且不会像现在这样，穷的穷，富的富，各人自顾自己，不管别人。”我问在坐的村民：“你们同意他的看法吗？”我听到五六声赞同声，其余的面面相视、沉默不语。我进一步追问：“照这样来说，让你们重新回到集体时代去，重新把分掉的土地收上来搞集体，你们愿不愿意呢？”没人回答。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春林对我说：“农民说毛主席是皇帝，是真龙天子，没有人说毛主席坏话的。至于邓小平嘛，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你问问他们，邓小平分田到户，让农民自由，这好不好，他们保管说好。但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有权力的以权谋私，胆大的拦路抢劫，苛捐杂税越来越重，他们又说邓小平不好。他们都说，邓小平称不上是个皇帝，华国锋、赵紫阳更称不上。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乡干部、村干部差不多，是别人叫他们干，才干上的。”说得一座哄堂大笑。然而，正是这席农民的话语，农民的笑声，引起我的一番深沉的思索。
这村落，在此村落传承五六百年之久的宗族；这宗谱与每年一次的共祭活动；这遍布村落的土庙与神龛；这小农经济及限制他们利益视线的庭院围墙；这春秋两熟及其实物税，村民依然将其称为“皇粮”；这令他们满意的分田到户，与令他们不满的苛捐杂税，地方吏治与地方治安；这皇权意识。诸如此类的现象，似乎都在说明坐在我面前的村民很像他们的祖先，代际有更替，但历史在这里似乎只有重复而无发展。
变化是存在的。他们如今播种的种子，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他们使用的化肥、农药是他们的祖先所未曾见到过的；耕地已实现了机械化，七八百斤的单产也不是其祖先所能梦想的；电直通村落，电灯、电扇、电视也随之进入这古老的乡村；现代教育体系的末梢一直延伸到村落，本质上西方的知识输入到村民的头脑，但很快被遗忘；现代报刊也进入村落，但其终端是村支书的台桌。近五十年来自上而下的努力，似乎又表明这里正迈开发展的步履，而非单纯的重复。
人们用“二元化”来描述这一现象。当然，“二元化”通常指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沿海—内地”，“城市—乡村”的“二元化”。然而，我更愿用“二元化”指称现代性的“上层”与传统性的“下层”。在沿海与城市，现代性的“上层”厚实一点，但也有一个传统性的“下层”；在内地各乡村，传统性的“下层”既深且广，而其现代性的“上层”相对稀薄。在中国广大的内地与乡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似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当然，在沿海与城市，传统性的“下层”到处都对“现代性上层”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情况，给我们考察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出一个“观察视点”的问题；倘如只站在“上层”观察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就有可能将“现代器具”与按现代观念制定的制度法规指称为现代化的全部，从而滋生盲目乐观与激进情绪；倘如只站在“下层”观察传统的顽强延续，并看到传统观念与行为方式对制度法规的滋扰作用，就会引发悲观主义情绪。我们需要将这两个“观察视点”有效地结合起来。
时值晚10点，这时小店门外又聚起一二十人，男女老少都有，这样热烈的气氛，引起我想给乡亲们说点什么的欲望。明天，我将与他们辞别，似乎也有一种给他们说点什么的责任，于是即席“演说”。我从分田单干谈到村民的协商合作问题；从村民的自由，谈到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从土地与人口关系谈到计划生育与孩子的教育投入问题；从住房的过度竞争谈到养老金的自我积累问题；从村民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的行为方式，谈到了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乡亲们认真入神的听讲，使得我这场即兴“演说”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宣布讲话结束，并告诉他们我明天将回开封时，乡亲们纷纷要我多留几天，多给他们讲讲这样的道理，其中两位村民竟请求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村支书！
中国的农民是朴实的，农民的真理也是朴实的。关于中国农民的一条根本性真理是：他们无力代表他们自己，因而无法将他们相同的利益通过协商合作形成共同的利益，因而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且同时教会他们自我代表的途径与方法。然而，这个代表从何而来呢？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被宣布为“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村委会差不多成了单纯执行上级指令的工具。地方官员日益倾向于只代表他们自身利益而不是村民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