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 访陈留镇财政所所长
今天星期六，又是一个双休日。在外调查，我常常把“星期”与“双休日”给遗忘了。幸而镇财政所长的家就在镇政府大院内，找她座谈还算方便。
财政所长姓黄，32岁，河南大学财政函授班毕业，大专文凭。财政所现有8人，所长1人，预算会计1人，另有6名专管员：2名专管税收，2名专管预算外资金，1名管支农周转金，1名代管政府现金。在8名成员中，只有2名大专生（都是财政函授班），其余6人到省、市财政培训班进修过三四个月。在6人之中，“有2名子弟兵”——这或许是特指通过父母亲友的特权关系安置进来的。
黄所长说，乡镇财政所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由财政所自征的税收。包括农业税、农村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与契税。1995年，农业税52万（返回乡财政部分。去年全镇农业税共81万元），农村特产税7万。耕地占用税，分农民宅基地占用与工矿企业占用，前者每平方米2元多（应是2.35元），工矿企业占用每平方米4元多，1995年共收5万余元。契约只限于城镇，在开封所辖19个镇中，只限于陈留、朱仙镇等3个镇，去年契税1.2万元。上述四项共计65.2万元。二是税务所征收的国税、地税返还乡财政的部分。1995年将近200万。三是自筹资金。自筹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乡镇政府所办企业的利润分成或承包款，去年上缴乡财政所共14万元。二是乡镇政府出租的临街房，去年共收租金3万元。黄所长说，去年全年的乡财政收入共计279万元。
在谈到乡镇财政支出时，黄所长说，乡财政支出，主要由三块组成：一是教育事业费。这一块是大头，每月光是从这里领取的工资就达14万元，全年是168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0%以上。其他如校舍维修、教学设备添置及办公经费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笔费用，她说记不得了）。二是乡政府开支。每月工资4万多，办公费、小车费，1万多元，每月共计近6万。全年是72万元。“前年乡政府实行改革，许多机构与财政‘断奶’，让他们自谋生路，否则开销还要大呢。”三是民政事业费，主要用于优抚军烈属。去年用去13万元。
黄所长最后感叹地说：“内地乡镇财政，中心工作是把钱搞来，给中小学教师按月发工资，政府养不活那么多部门与人员，只得让他们自谋生路，若要发展地方经济，搞点建设，实在没有钱。在县19个乡镇中，乡镇财政收入的65%～75%都用在教育教师身上。其他各县情况差不多都是如此。”
访谈结束，已是上午10时30分。
中饭后，决定返回开封县城。
历时5天半的陈留镇调查，共走访4个行政村，8个乡镇政府部门，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与镇党委书记会谈2次。尚有若干职能部门未能走访，实是一件憾事。此次乡村两级的调查，我本想做得更深入些，更全面些，更详尽些，然而只能如此。聊以自慰的是，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开封县19个乡镇中，陈留镇或许是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乡镇：这里的农民负担比较合理；这里的乡、村工业较为发达；这里的党政比较廉洁；这里的干部、群众都怀念他们的前任镇党委书记杨剑峰（今年五月，调往朱仙镇任党委书记）。说他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深入农舍、田头，调查情况、指导工作；说他每次下村都自备干粮，只喝农民一杯水，从不在村里吃吃喝喝；说县委曾指令镇财政拨款十余万元购买桑塔纳轿车，杨书记却用这笔钱修整了一段破损的公路；说全县十九个镇中，有十八个乡镇的第一第二把手都配备了轿车与大哥大，唯独最富裕的陈留镇依然使用一辆旧吉普，且规定只允许外出开会之用，干部下村，一律使用自行车。在干群关系普遍处于紧张状态的今天，能听到群众表彰他们的“父母官”，实是一件稀奇之事。
但就在这样的乡镇，进行并不算深入的调查，依然能发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定是在各乡镇普遍存在，且是制度性的问题。
一是关于乡镇财政问题。就陈留镇而言，镇财政所1995年的总收入是279万元，镇农经站1995年征收的农负（仅指符合国务院征收标准的乡统筹、村提留）300余万元，由镇计生办征收的“三费一罚”1995年达100余万元。在同一个乡镇辖区内，分属三种机构都有权收取并使用“农户剩余”，实在流弊甚多。我建议：一、拟将这三种收入归一个部门（如财政所）统收统管，并统一使用。这样，所有行政执法职能机构的罚款权才能与罚款收益彻底分离开来，从而杜绝为追求各部门的“罚款收益”而滥用罚款权的腐败现象。二、将各种合理的且各农户都需承担的农民负担统一计入“农业税”，按亩计征。陈留镇有6万余亩耕地，1995年的农业税87万元，亩均近15元；农负300万，按亩均摊50元，共计65元，这或相当于古代的“十一税”。这既简化了征收手续，也杜绝了农村乱收费的重要根源，因为农户可按统一税率缴纳农业税。三、乡镇财政所每年应向乡人大与各村委公布全年财政收支状况，凡不公布者，法律规定农民有权拒缴税款。
二是乡、村两级政权的地位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亟待提高。乡（镇）、村两级政权是直接面对民众，并直接掌管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权；乡、村两级的官员（包括各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并直接执行、处理、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所制定方针、政策、法律、法律与任务都必须通过乡、村政权与乡村官员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套一句古代的政治术语来说，乡镇官是管民之官，乡镇以上之官都是管官之官。既然为人民服务是设立政府、委任官吏的最高宗旨，那么虽然在行政级别上管官之官高于管民之官，但在行政重要性上，应该说管民之官要高于管官之官。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或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既然民为贵（用我们的话来说主权在民），既然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那么，直接面对服务对象的乡、村两级政权，直接处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乡、村干部理应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实际情况恰巧倒转过来。村干部其实只是一种职级，乡镇干部只是围绕着上级部门与官员转，而不是围绕着民众转。乡（镇）村政权与乡村干部的现实处境可用六字概括之：位卑，权轻，责重。因而充任这两级行政机构的公务人员之素质往往很差。这里的素质一词，并不是一般地指文化素质，就文化素质而言，大多已达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且经过部队锻炼的复员军人占有一个很大比例。所谓素质，一是指专业化程度。公安、司法、税收、工商、信用、电力、财政等等专业性很强的职能部门，充塞着大量未经专业化训练的职员。看来，定期的培训与考核应定为制度。考核不及格者应退出这些部门。二是为民众服务意识与法律意识很是淡漠。看来，应在全国各地市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院，以推进各行政职能部门公务人员的专业化进程。当然，重点还在于加强公民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教育。
下午，辞别田书记，返回开封，下榻于祥符宾馆。与永成两访县委书记，一是向他汇报陈留调查情况，二是听取下一步调查安排，但皆不遇。征得县党办主任的同意决定明天到黄河滩内的刘店乡去看看。一是出于好奇，黄河大堤之内，黄河滩之上，怎么能居住数万人呢？据说今年该乡遭受水灾，那么灾后村民生活如何呢？二是想亲临黄河边，看看我们民族的这条“母亲河”，社会调查，似乎是一个次要任务。党办主任答应，明晨刘店乡派车来接。
晚饭后无事，永成提议我去看看他的一位家住县城的老朋友——县党校副校长。说此人十分坦诚，对县里的情况很是熟悉，往访必有收获。
县党校副校长家住一独门小院。二层小楼房，上下各三间。小小庭院内，一间厨房，使用瓶装液化气，一间卫生间兼淋浴室。院内还栽着几盆花。客厅十余平方米，两排沙发，一茶几，一台彩电，四壁有塑料护墙板，装饰得挺舒适的。永成向他的老朋友说明了我的身份及来意，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我（或他）的朋友，且同为教员，谈话轻松而无间隔。
先谈县党校状况。年近50岁的副校长说，开封县党校共有20人，其中教员15人。县财政每月拨款8 000元，全部用于20人的工资。至于校舍的维修、教学设备的添置、水电费与一辆小车的维修费，都得自筹资金，自行解决。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校办工厂：一是仿磁涂料厂，二是新型壁板厂（该厅内的护墙板便是这家小厂生产的）。这两家小厂都是四五年前创办的，两厂的职工便是全体党校教员。这样，每位教员月收入可增加200来元，每年两厂获利两三万元，弥补学校办公经费。
党校院内有数亩地，人均两三分，种菜自食。我开玩笑说：“这类似于古代的职分地，以补官俸之不足。”副校长说：“这样的职分地，许多县党校都有。两三分地，一家蔬菜用不着上街购买了。”永成说：“开封市委党校，原来也有这样的职分地，后来教师住房紧张，都用来自盖房子了。”
副校长月薪401元，加上企业收入，每月收入七八百元。妻子前几个月下岗，女儿考上天津南开大学，一喜一忧。粗略估计，大学一年至少得花5 000元。谈到经济拮据，副校长直是摇头叹气。
话题悄悄转入开封县各乡镇的农民负担与数乡村民集体上访、上告事件。副校长说，今年夏粮征收之时，全县19个乡镇，计有七八个乡镇发生农民集体赴市、赴省上访、上告事件。规模小者有数十人，规模大者或上百人。县上虽然组织力量多方劝阻，或设关卡堵截，仍发生七八起越级上访事件。起因或不一样，但皆集中在夏粮征收之际，大抵与过重的农民负担有关，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县委下令，干部不得参与议论此事。夏粮一次征收小麦，人均200来斤，这个负担确实太重了。开封各乡镇，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不少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五六百斤，好一点的七八百斤。地方政府要拿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农民是很难承受的。
副校长说，河南的官员爱提口号，这些口号听起来雄心勃勃，但不切实际。某县委书记1995年2月走马上任，即提出“超常规，大跨度”，“五县争第一，创全国一流县”，“调整干部的力度，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度”等等口号，并制定1995年到1998年县财政入大幅度增长的目标。该县1994年财政收入是年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目标。该县1994年财政收入是3 400万元，杨书记要求在1995年达到5 000万元，1996年达到6 800万元，1997年达到8 000万元，1998年达到1亿元。在四年任期内，县财政收入增长近2倍，有可能做到吗？该县工商业并不发达，总体上来说依然是个传统农业大县，农民群众刚刚达到温饱，县财政到哪里去搞那么多钱。到头来，还不是直接、间接向农民要。其实，县委书记所能做的，一是将财政指标分解到各乡镇，给下面施加压力，二是拎着他们的乌纱帽。
副校长说，用单纯的行政命令，用调干部、搬位子的办法来搞经济，流弊很大。如发展乡、村企业，上面规定1995年各乡镇要创办一个投资30万元的集体企业，各行政村要办一个投资10万元的村集体企业。关于项目、资金、技术问题都要下面自己去解决。如今的行政村，哪里有钱？搞不到贷款，要村干部带头集资。下面怕丢乌纱帽，只得硬着头皮搞企业。有些村还没有建厂，钱就给人骗去了；有的村办了一年，钱用完了；有的村虽然盖起厂房，搞了设备，但却生产不出产品来；有的虽然出了产品，但没有销路。真正有经济效益的村办集体企业，实在少而又少。这真是劳民伤财。又如县里号召各乡镇办养牛场，并带动各农户养牛，如今全县的牛已到了出栏时期，牛价格从每斤3.50元跌到2.80元，还是销不出去。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又如组建什么“企业集团”，全县原有8家国有企业，其中某厂下属5个车间，如今将5个车间提升为5个厂，组成一个企业集团。从一个企业变成一个企业集团，唯一的变化是管理人员增加了好几倍。原来厂内招待所只有一桌酒席吃喝招待，如今的招待所，五六桌酒席，满满的。再如，开封县的国有酒厂，销路不好，亏损。县委、县政府发文件，要求县属机构、各招待所喝该厂生产的白酒，说是发扬爱县精神，又以白酒若干箱充作县财政拨款，作为各部门的“办公经费”。
在谈话中，副校长还提及发生在某县某乡计生办的一件事。据说，罗王乡计生办在1995年内花费掉100万元，其中80万是“三费一超”的罚款，另20万不知是向什么部门借来的。在100万的消费中，有许多白条，不少白条开支是用来购置礼品的。县纪检与监察部门正在查处此事。该乡，现有人口约2.8万，下辖10个行政村，44个自然村，在开封县19个乡镇中属小乡。1995年，留存该乡的超生罚款高达80万（如果这个数字确切的话），那么该乡全年超生罚款总额高达160万（因为按规定，30%上缴县计生委，20%返村），实在令人惊讶！
另谈及一件趣闻：开封县委前任书记（1993—1994年在任）曾组织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参加为期半月的“跳舞培训班”，并郑重其事地列入“干部考核指标”。理由是“转变观念，提高干部的现代素质”，该书记因而获得“跳舞书记”的称号。
晚11时，回旅舍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