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小宋成了我的临时秘书与向导。阎部长要他全权负责我在舞阳期间的生活与调查。这位戴眼镜的高个小青年，依然保留着农家子弟的纯朴与学生气，未圆大学梦的他，把我这位大学教员视为“大学者”。一早，便匆匆从家里赶来陪我吃早饭，并送来《舞阳县志》与《舞阳县富民工程资料汇编》。
全天在旅舍看材料，兹将我所感兴趣的资料抄录如下，（新编县志出版于1993年，其内所收集的材料，截止于1985年）并略加评点（加入括号内）。
一、舞阳县，因位于（舞，同音而转）河之阳而得名。据考古发现，远在8 000年前，我国先民已在此处从事农耕活动。秦灭韩、魏，置舞阳县。（2 000余年来，舞阳县屡有变迁，所隶政区常有变动，但舞阳之名一直未变。县，作为秦汉后最基层一级行政单位，具有相当稳定性。研究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甚至宗族与方言，县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单元。宋之后历代编纂县志，说明古代学者早已了解此意。）
二、舞阳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南，总面积777平方公里，耕地76万亩（耕地面积占总面积65%，平原各县情况或大致如此），人口51万。据1982年统计，农业人口占97%。全县下辖14个乡镇，370个行政村，840个自然村。据《县志》考证，舞阳现住人口内，半数以上是明初迁自山西洪洞的后裔。
三、解放后，该县财政收入对烟叶生产的依赖越来越甚。50年代，烟草税收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30%，60年代占42.2%，70年代占75.04%，80年代占80%左右。据《县志》载，舞阳种烟草，始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第三编第五章“烟草”云：“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加上帝国主义掠夺，致使烟草生产未能得到应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积极扶持烟草生产，烟草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85年发展到10万亩，总产1 687万公斤。烟草生产是舞阳县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在农民经济收入中占主要地位，也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四、1985年县财政收支结构。
1985年全县财政收入共计1 909.3万元。其中企业收入亏损116万元，工商税收1 786.9万元，农业税235.7万元，其他收入2.7万元。
1985年县财政支出共计2 198.6万元。其中经济建设59万元，抚恤救济112.3万元，文教卫生805.2万元，行政管理386.5万元，其他经费835.6万元。（以上是财政局所提供的资料，但与工商局提供的资料却有所不同。）据工商局统计：
1985年工商税收共计581.5万元。其中工商统一税453万元，所得税19.5万元，屠宰税8万元，牲畜交易税7.1万元，产品税80.3万元，增值税13.6万元。还有“烟叶税占各税比例”一栏，1984年的比例是79%，1985年比例是75%。
（同一本县志，有关工商税收的统计数何以如此不同。一说1 786.9万元，一说581.5万元，是否统计标准不同，或我没有看懂。）
五、县党政机构设置与沿革。
《县志》第十编“党政”第二节“中国共产党舞阳县委员会”载：“1985年县委设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对台工作办公室、信访办公室、老干部局、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办公室，共十大工作部门。”其中自1977年来新增设的有：对台工作办公室（1977.9）、政法委员会（1981.4）、老干部局（1982.2）、政策研究室（1982.12）、信访办公室（1984.5）、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2.8）等七个机构。
《县志》第十编第三章“舞阳县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条”内载：1949年县政府机构有10个，1957年有23个，1966年初有27个，1971年减至13个，1976年末又增至29个，1985年扩大到36个。计有：县府办公室、计划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体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农牧局（该局后又分成两个局：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劳动人事局（该局后拆为劳动局与人事局）、交通局、电力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审计局、统计局、民政局、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局、司法局、教育局、文化局、广播局、城乡建设环保局（该局后分为城建局与环保局）、卫生局、财贸办公室、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地名办公室、县志办公室。
除党政机构外，另有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县政协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再加上五个“群众团体”：总工会、共青团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科技协会、文艺协会。
（自1949年以来，县级党政机构兴废分合情况十分复杂，或说远自清末新政以来，县级政权机构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机构越设越多，人员越来越庞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机构与人员增速突然加快。这在内地农业大县，已成为农民不堪重负的基本原因。）
六、县委书记、县长的任期。
1949年至1985年县委书记更迭10任，每任平均3.5年。10任书记全部是外县人。
1950年至1985年县长更迭13任，每任平均2.7年。后3任县长是本县人。
七、关于家庭模式的历史演变。
《县志》第十七编“人口状况”第二节“家庭”载：“解放前，在封建伦理观念支配下，提倡四世或五世同堂，大家庭较多，1947年城关乡张楼村共15户，490人：其中五世同堂2户，87人，户均43.5人；四世同堂7户，234人，户均33.4人；三世同堂4户，153人，户均38人；两世同堂2户，16人，户均8人。”这能否反映舞阳地区各村落的一般状况，该志没有提供说明。
1985年12月，县志办对58个自然村8 264户进行调查：四世、五世同堂的有414户，4 347人，户均10.5人；三世同堂2 483户，8 870人，户均3.6人；两世同堂4 966户，21 850人，户均4.4人；其余为单身户，或一代户（401户，521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大家庭制——无论从村民的观念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处于全面而迅速的分解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乡村最后一批大家庭退出历史舞台。父母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乡村社会内最普遍的家庭模式。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经济，是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两大经济因素。家庭模式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对村落传统文化及未来新的社会关系的发育各具何种意义，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舞阳县于1994年初率先实施“富民工程”。1995年初，河南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舞阳“富民工程”经验。关于舞阳县“富民工程”的推行动因与目的、具体做法及绩效，“富民工程”对内地农业大省、大县的意义，《资料汇编》内有不少令我感兴趣的材料。
对舞阳县实施“富民工程”前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状况的基本估计：
“舞阳县地处我省中部，是一个地方资源缺乏，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欠发达的传统平原农业县。全县辖14个乡镇，389个行政村，12.8万个农户，5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51万，占总人口的91%；耕地面积74万亩（1985年统计为76万亩），人均耕地1.45亩。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绝大多数农户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近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徘徊。1991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37元，1992年602元，1993年705元。据1993年底统计，全县人均300元以下农户还有7 000户。几年来，县、乡、村曾下很大力气抓乡镇企业的发展，但由于基础差，规模小，成功率低。到1993年末，全县在县乡税务部门登记纳税的乡镇企业只有316个，而且效益差，有的一年只纳税二三千元。县、乡财政十分困难，1993年14个乡镇中有11个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引自省委组织部《关于舞阳县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实施“富民工程”的调查报告》）
由河南社科院郭纪元等三人合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对舞阳县1993年前的农村经济状况，有一更详细的分析：“自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困扰。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反映。近几年来，在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却非常缓慢。199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705元。扣除物价因素后，比上年增长幅度很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6元。比漯河市平均水平低31元。全县除少数农户比较富裕外，大多数农户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温饱线上。有的农户虽然盖起了新房，但室内生活设施简陋，不值几个钱。许多村庄山河依旧，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二是乡村集体企业基础差，规模小，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占的比例不大。全县乡镇企业按统计有6 000多个，但在乡县税务部门登记纳税的只有319个。有的乡只有二三个纳税企业，每年纳税只有几千元。因此造成乡镇财政困难：全县14个乡镇，有11个不能按时发工资。乡镇财政窘迫，制约了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延缓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三是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继续拉大。从80年代后期开始，粮、棉、油、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纯收益不断下降。据统计，1985年该县农村经济总收入为17 545万元，总费用4 501万元。费用率为25.65%，纯收益率为74.35%。到1993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为68 205万元，总费用28 425万元。费用率为41.67%，纯收益率为58.3%。正由于农村经济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导致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这两份调查报告说的是舞阳县实施“富民工程”前的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但上述情况却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乡的基本事实。大凡不靠海（沿海），不靠城（中心城市），无地下资源，主要靠人均一亩左右土地为生的传统农业县，其农村经济与村民生活大体处于上述状况。我国中西部绝大部分县，基本上是此类传统农业县。在传统农业县内，“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既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也是结果。
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加上正常的年景，基本上能解决此类乡村绝大多数村民的温饱问题。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从传统的土坯草屋变成了砖瓦房——但多数农户室内并无几件像样的家具。若向后看问题，中国内地乡村的经济与村民生活达到近一二百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从我们设置的农村现代化目标来看，尚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凡关注我们民族现代化命运的人，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此类传统农业县，有无继续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及大幅度提高广大村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道路。倘使没有这样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是一个神话；倘使有这样一条道路，那此路又在何处？
一、内地传统农业县能否走沿海乡村发展乡村企业的道路？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乡村发展农村经济，且率先致富的经验总结。急于脱贫致富的内地乡、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到沿海考察取经，上上下下花大力气推动乡村企业。绩效如何？舞阳县委书记坦诚报告：“近几年来，虽然上下努力，全力推动，但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兴办乡村企业的资金、项目、技术、人才条件不具备，下功夫不少，办起来的企业却寥寥无几。”舞阳一县，近些年来在工商所注册登记的乡村工商企业有6 000余家。截止1993年底，仍然在经营中的企业只有300余家。若从无到有来看，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因为向以土地为生的村民，开始了另一种谋生方式。但从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投入来说，这场靠行政手段大力推动的“乡村企业运动”差不多失败了。至少对其预设的目标而言，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舞阳县委书记说是“原始积累不足”。确实，沿海地区从纯农业经济向工商经济的转移，虽然表现于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乡村企业，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公社时代的社队企业，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以来的乡村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观念以及城市社会关系的积累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始积累”。在内地传统农业县，这种“原始积累”只是刚刚起动。缺乏此类“原始积累”的长期储备，单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或可办起一个企业，但很难使这一企业有效地驰入竞争性的商海。
“两田制”能否使内地传统农业县走向农业规模经济的道路？
河南社科院郭纪元等人在调查报告中告诉我们：“根据外地经验，舞阳县曾试图推行‘两田制’以期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但试验结果，农民与基层干部并不接受。县、乡费了很大劲搞了一些农村经济发展规划，令人振奋，但落实起来很困难。”在人少地多的乡村（或本来就地多人少，或相当一部分劳力转入非农产业而形成地多人少），村里或可在承包地外划出部分土地，转包给“种田大户”搞规模经营。在绝大部分村民依然靠土地为主，且人均耕地仅一亩左右的传统农业县，怎能将已承包给农户的部分土地重新划出，搞什么“规模经营”呢？其受到村民的抵制，实在是情理中的事。所谓农业规模经营，是指家庭劳力、资金与土地这三种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一家四口、两个劳动力，一台四轮拖拉机加上一些辅助设备，在北方平原能耕种50到100亩耕地。若以80亩一个家庭农场计，人均耕地需20亩。这就是说，在人均一亩耕地的村，要有95%的人口脱离土地。这对于中国内地乡村来说，有这种可能性吗？南街、竹林一类的典型，对于内地广大乡村来说，其实并无什么“典型”意义。
二、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有无一条“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让广大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切实可行之路呢？舞阳县委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1994年初开始实施的“富民工程”。
- “富民工程”的口号与内容。
舞阳县共有12.8万农户，约30万农村劳动力。他们提出“十万农户上项目，十万大军下江南”的口号，这是对“富民工程”内容的简要概括。
“十万大军下江南”，指的是农村劳务输出。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农村剩余劳力若无法就地消化，便向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镇流动。但内地各县、各乡、各村，剩余劳力向外的流向、规模与速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舞阳县通过组织的力量，将无序的盲流变为较有组织的活动，积极促进向外流动的规模与速度。
“十万农户上项目”，主要是在各农户的承包地与庭院方面做文章。上什么项目，由乡村干部协同农户共同决定。在确保口粮的前提下，发展高效农业，利用庭院发展饲养业。有条件的可发展小工业、小商业或私人运输业。乡、村干部根据全县发展规划，给予农户技术与信息方面的指导。
舞阳县在实施富民工程中，还提出一些口号，如“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底层突破，激活细胞”，“走出大平原，闯荡大世界，开辟新天地”，“有志者走南闯北，潇洒走一回”，“底层突破，激活农户，激活干部”，“户户有项目，人人有活干，天天有收入”。
初看“激活”提法，总让人感到不舒服，难道我们的农民与乡村基层干部处于一种半睡状态？河南社科院的调查报告对此有个解释。“舞阳是个内陆传统农区，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历史上传统农业形成的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均田’农耕，温饱是足，不富也安。‘官贵民贱’、‘农本商贱’的观念仍禁锢着农民的头脑……当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时，这里仍然牢固地保持着传统的黄淮农业文明，大多数农民依然过着平静的小农生活。”如此说来，生活在内陆传统农区的广大村民依然“昏睡”在传统的黄淮农村生活方式之中。百余年来的欧风东渐，百余年来激荡中国的思想风气，基本上没有吹拂到这块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古老大地。在这块土地上行走，虽然可以听到抱怨，抱怨农负太重，抱怨乡村干部吃喝他们的血汗，但这种抱怨同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块土地上，似乎生长不出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冲动的内在力量，故只能靠具有现代头脑的地方官吏与知识分子前来“激活”，这一判断，是耶，非耶？
- 富民工程的具体实施方法与绩效。
依靠县、乡、村行政力量去推动农户发家致富，他们所能用的方法自可想见，在此不赘。据他们的调查统计表明，绩效甚大。“据统计，1994年来，全县96.8%农户（12.3万户）各有致富项目；劳务输出，从原来的3万猛增到9万多。外出打工收入通过邮政汇入的款项，比上年增加54%（计5 719万元）。全县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39.6%（计10亿余元），农民人均收入增长57.7%（达到人均收入1 112元）。县财政收入增长25.4%（达5 646万元）”，如果上述统计属实，则“富民工程”确实收到它预期的效果。关键的一条是，广大村民从“不思进取”的“昏睡状态”中“激活”起来，千方百计寻找致富之路，原先只向农户“要钱、要粮、要命”的乡村干部，如今在新政策的影响下，想方设法帮助农户找致富项目。乡村传统文化心态的改变与干群关系的改变是“富民工程”的两项更大的“收益”。当然，实际情况如何，尚待调查。
三、一点隐忧。
用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希望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急迫的善意恰恰是中国“大跃进”的基本动因。在《舞阳县1994年经济快快速发展计划》内，提出“三敢”精神：敢想，要想新绝招；敢试，要试出新路；敢冒，要冒出尖子。要求1994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力争30%；工业总产值增长55%，力争75%；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70%，力争90%；财政收入5 000万，力争5 200万。经济发展成了个“敢想敢试”的问题。在“大跃进”的起初阶段，全中国到处弥散着这种声音，如今，在河南沿路的墙壁上，也到处可以看到“超常规，大跨度”的标语。在该《快速发展计划》第九条，“按照现代化城市标准重构城市框架”中提出：“1994年要新开拓宽6条城干街道，落成7大建筑，14层的黄金大厦破土动工，力争新建2个大型雕塑，2个街心小品，2个大型牌坊，2个高杆升降灯，5 100门程控电话交付使用，11万伏变电站投入使用。明后两年初步形成居住、财政、文化、商业四区框架。”尚未脱贫，就学富人如何花钱，完成这些工程的巨量投资从何处而来？雕塑、小品、牌坊、升降灯，此类“现代化装潢”对于内地绝大部分农业县城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品，于经济发展有何益？
人均耕地不足1.5亩，户均庭院仅三四分地。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点经济作物与家庭饲养业，或家庭加工业，确实能给农户增加一点货币收入。动员本县剩余劳力向沿海转移，亦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县政府在扶持农户的经济作物生产及家庭饲养业的同时，以县为单位发展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业，并组织农户小宗产品与大市场的有效联系，提供技术与市场信息，这确实是一条稳健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道路。走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稳定而头脑清醒的县领导班子，他们要将发展经济的紧迫心理与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结合起来。这只能是一条缓慢但稳健的发展之路，目标不能定得太高，速度也不能太快。在河南，我到处可以看到两极现象：一极是依然昏睡在传统文化心态中的村民，一极是制定宏伟计划与迫切追赶的县乡干部及其行政指令的无效干预。但愿舞阳的富民工程能摆脱这类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