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 劳民伤财的度假村
上午，在旅舍草拟了三个讲演题目：一是讲“政治与干部廉正问题”，二是“三农（农民、农业与农村）与地方政权”，三是“地方政府、市场经济与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民三者之间关系”。到底讲哪一题目，我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再决定。作为大学教员，我有给学生讲课与讲演的经验；作为一个调查者，我也有个别访谈或组织小型座谈会的经验。但要给内地一县的数百名党政官员作学术报告，这却是生平头一遭。讲什么内容能引起他们的广泛兴趣，用什么语言能被他们普遍接受，心中实在没有一个底。
讲演，要讲听众们所“熟悉的”或“已感受”到的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讲演者必须从听众的“熟悉”与“感受”出发，而不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出发。讲演者的责任是把处于“熟悉”与“感受”中的听众领到“熟悉”与“感受”之上，并进入讲演者设定的“理论框架”之内，从而让听众跟随着讲演者一起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他们所“熟悉”与“感受到的”问题，以达到“理解”的目的。“熟悉”到“习以为常”，恰恰是理性思维的巨大障碍，但“已感受到”恰恰是理解“理论”的前提。一场成功的报告，首先要在“熟悉到习以为常”处提出问题，从而使听众们从“熟悉”的昏睡中惊醒，其次把他们引领到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分析并清理他们的凌乱、分歧的“感觉”。当绝大部分听众发出“呀！原来如此！”的感叹时，证明了讲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困难的问题在于我无法预先测知该县数百官员对上述讲题的“熟悉”与“感受”程度。
下午，县某委、办的三位中青年官员如约前来拜访：一位官阶“正八品”（科级），两位“从八品”（副科）。他们入仕或八九年，或十余年，在县、乡党政机关转了好几个部门。我就三个讲题的提纲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第三个题目。在谈话中，他们给我提供了两个实例。
一、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其实是县、乡两级党政一把手的投资行为，因为地方政府投资并不是地方党政部门集体决策的结果，而是由掌实权的党政一把手，即县、乡党委书记来决策。搞项目投资，虽说是“发展地方经济”，或说“造福一方人民”，但更重要的动机是“树政绩”，树他们个人的“政绩”。1992年，该县投资数百万元（或上千万元，他们对具体投资数说法不一），在县辖某乡圈地一二百亩，创建“度假村”。按原设计，这是一个集养鱼、钓鱼、休闲于一体的度假村。投资款项，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一部分来自农民集资。度假村是建成了，政绩是显示出来了。主持该项目的官员，也因此政绩而提升为副市长。但谁来度假村度假呢？是刚刚达到温饱阶段的农民吗？当然不是；是个体、私营工商主吗？也不是，因为在舞阳及邻近各县，这一阶层的人数既少，经济力量也不足；是外商或城市的富人吗？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大城市，说搞个度假村就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前来搞投资，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度假村刚开张的那一二个月内，邀请前来度假的，都是些省、市各部门的官员。这些邀请前来的官员，不仅不能给度假村带来收入，相反要赔钱：食宿招待要花钱，池塘里的鱼是花钱买来供他们“垂钓”的，临走还得送点鱼。维持不了多久，便无鱼可钓了，度假村只能关闭。挖好的池塘只得填土还耕。数百万的银行贷款与农民集资也付之东流。事情败露，主持其事而升到副市长的那人，也因此落职。他丢掉的只是一顶乌纱帽，但数百万欠款由谁来归还呢？
二、前年，邻县在数乡推行一项“富民工程”：指令农户种植葫芦，为此县政府专门组建一公司，向农户提供种子、技术，并确保收购。出发点是很好的，希望农户通过种植葫芦而增收。公司加农户的组织方法也是报上所推广的。宣传、推行的力度很大，许多农民都种起葫芦，但到了收获季节，该公司却拒绝收购。公司拒收葫芦的原因不太明了，有的说县公司缺乏收购的资金，有的说那年葫芦市场价格很低，公司赔不起。结果四乡农民将成车的葫芦运到县政府大院，以示不满与抗议。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战略性转轨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进入市场的条件、机遇与成本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从表面上看，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都是站在这一起跑点上同时起跑，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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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地区，至少从五口通商以来，便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型的工商城市密集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乡村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且工商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促使东南沿海的农业逐渐商品化了。计划经济的确立，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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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东南沿海乡村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压力也迫使沿海乡村的剩余劳力向工商业寻找出路。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便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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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东南沿海乡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乡镇企业，农业逐渐降为副业。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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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与国营企业改革迟缓且艰难起动之时，东南沿海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已占据了绝大部分轻纺日用产品的市场。
中西部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因缺乏上述五大条件，而无法重复走东南沿海发展乡村企业的道路，除非他们拥有独占的地下矿藏资源。舞阳县的富民工程所提的两大口号“十万农户上项目，十万大军下江南”，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所谓“十万大军下江南”，是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所谓“十万农户上项目”是鼓励农户发展家庭饲养业与提高经济作物的比重。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能否重复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之路？不能，至少很难，当然少数地区除外。东南部沿海的经济发展将带动还是抑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带动”与“抑制”并存。那么前者的发展是否会将后者变成单纯的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供应市场与工业品的消费市场？这是内地干部与知识分子甚为忧虑的大问题。或说，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会不会发展到如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一大忧虑，故中西部采取“追赶”与“效仿”战略：你发展乡镇企业，我也发展乡镇企业；你引进外资，我也引进；你搞开发区，我也搞开发区。同时封锁市场，保护本地工业。然而，内地政治—经济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恰恰是由“效仿”与“追赶”发展战略引起的：为了推行乡村企业，为了开发旅游区，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镇标准化建设，总之为了“追赶”，使得内地不少县乡处于严重的负债经营之中。
河南省的高层领导希望从舞阳县正在实施的“富民工程”中，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心是从千百万分散经营的农户出发，从提高农户经济作物与饲养业的比重出发，从增加农户货币收入出发，这是一条稳妥但必然是缓慢的经济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的实质是：不要与沿海发展速度相比较，而是与自身的现在与过去相比，力求逐年有所增长。不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去照搬高发展目标与速度，而是从自己的现实条件及可能性出发制定发展目标与方法。
这条农村经济发展之路能否取得持久的成效，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县乡地方政府，承包制下的千百万小农，与市场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分散独立且规模狭小的农户经济与大市场定位连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官员对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可以增加某类农副产品的产出量，但无法保障增产必然增收，因为市场价格并不受地方政府所控制。有时，利用行政力量突然增加某类农副产品的供给往往是促使该类产品市场价格猛跌的一个主要原因。此类适得其反的事件，各地多有所闻。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内地确实遇到双重的困难：一是分散且狭小的农户经济适应大市场的困难，二是依然习惯于“指令习惯”的地方官员适应市场经济的困难。能否创造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完成这两大适应，这对内地经济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便是我后天晚上讲演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