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 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
上午8时30分，李永成骑车到乡政府去了解该乡的概况，尤其是乡财政方面的情况。我留在李家的客厅里，与永成叔请来的村支书座谈，永成叔亦在座。村支书现年48岁，初中文化程度，当过兵。1989年接替永成叔的职务，谈话记要如下：
一、中行村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一个自然村，235户，923人，耕地面积近2 000亩，全村村民依然以农业为主。1991年1992年以后，才陆续有人外出打工。近两年，全村约有五六十人外出，农忙时一般回来。主要流向邯郸、石家庄两市，以建设小工为主。每年外出五六个月，或七八个月或九十个月，因人而异。收入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在1 000～2 000元之间。80年代末，县乡定指标，压任务，要求各村兴办村集体企业。1987年，投资4.8万元创办火碱厂，股份制。乡政府出一股，邻村出一股，本村两股，每股1.2万元。半年后倒闭。问及倒闭原因，当时主其事的永成叔说是“原材料价格在半年内上涨一倍多”。村里向银行贷的2.4万元款项只能分摊到各农户归还。旧贷尚未还清，上面又督促村委办厂，只得向村干部集资5 000元办一个草帽厂。第一批产品投放市场，卖不出去，又倒闭。老支书说：“当时全乡各村都办企业，投资数量不等，一般在5万到10万之间，没听说办成一个的。”该村不仅无法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经济，且早已分到农户的农业这一块，依然保留传统特色：全村的当家粮是小麦一熟。秋种玉米，棉花播种大为减少，原因是：“螟蛉虫治不住，国家棉花收购政策经常变动。”红薯的种植面积也大为减少，原因是小麦产量大为提高：集体化时期平均亩产二三百斤，已属丰收，如今平均亩产五六百斤。这是新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农户养猪增多，全村养猪户占70%左右。总的来说，全村主业依然是种植业，其次是饲养业。农业外收入主要是外出打工，但不普遍。我想，这种收入结构及生存方式依然是十分传统的。
二、谈及村民的情绪和要求，有如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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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今农民最满意的是什么？”答：“常年能吃上细粮，家里有点余粮，人也比过去自由多了。如今小麦平均亩产五六百斤，人均2亩地。除了上缴，至少还有七八百斤。集体化时期，人均一年能分到七八十斤小麦，已是欢天喜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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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今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什么？”答：“一是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农民负担太重，各种罚款也太多太重。二是社会治安、社会风气越来越坏。”（他们又谈及城建费，拦路抢劫，偷羊诸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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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今农民最担忧的是什么？”答：“一是地下水逐年下降，万一打不出水来怎么办？二是怕生病。”
三、关于计划生育问题。
村支书说，这一二年来，超生情况是大为减少了，虽然谈不上完全控制住了。这归于越来越严厉的生育控制措施，一是越来越重的超生罚款。1993年、1994年，超生第一胎罚款2 000元，超生第二胎增罚3 000元；1995年超生第一胎罚款5 000元，超生第二胎增罚7 000元；1996年超生第一胎罚款增加到7 000元，超生第二胎再加罚10 000元。该村的人均纯收入据乡里统计是1 300元，其实没有那么高。就算是1 300元，四口之家全年纯收入只有5 200元。其中农民负担占去1 000多元，还有4 000余元。全家吃用，小孩读书，送往迎来，建房积累都得靠这4 000元，如何再能承担得起近万元的巨额罚款？一旦超生受罚，确实会倾家荡产，谁都害怕。二是对育龄妇女的定期检查。三月一次，凡逃避检查，也受重罚。
村支书说：“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
我想，按照统一的政策，制定统一的指标，然后通过行政指令推向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这乃是官僚政治的一般特征。然而，替各村制定统一的“流产指标”，却使此类官僚主义的流弊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当然，我对此项规定的缘由始末，并未进行事后的核实。）
问及村民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时。他们说，不要说一般农民，就是当村干部的也很矛盾。计划生育是国策，农民是知道的。生育不加控制，人增地不增，迟早没饭吃，农民比谁都清楚，但临到自己头上，谁都想不过来。结婚为什么？还不是为了生孩子，尤其是为了生男孩。结婚而没有男孩，这就是绝户。那是农民顶顶担忧的事情了。农民一辈子辛辛苦苦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创份家业传给儿子，硬不让他生男孩，他们活着、干活的劲头都没有了。所以，从农民想来，生个男孩，实在是个合情合情的要求。当村干部的夹在中间，实在左右为难。生一个女孩，还想生，再生一个女孩，还想生一个男孩，硬不让生嘛，他们整天唉声叹气，干活提不起劲，看着叫人难受。超生罚款，又把他们弄得家徒四壁，七八年内全家被农负与罚款压得喘不过气来，看了他叫人难受。这是实情、实话、实说。关键在于改变农民生育观念。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但这种观念只能被城里人自觉接受，要依然受传统村落文化与农耕生存方式制约的农民接受这一新观念，困难极大。
四、关于行政村党政状况。
全村现有28名党员，绝大部分在部队里入的党，近几年来，村里没有发展过党员。村里建有“党员活动室”，那是上面要求布置的。事实上，党员既不缴纳党费（按规定每人全年缴2.4元党费），也不召开党员会议。村领导班子共有5人，正副支书，正副村长，再加一名村会计。每年有固定报酬，村支书年薪1 700元，村长1 600元，其余三人年薪各1 500元。（比我在河南调查过的各村高出许多）全部工资来源于“农民负担”中的“村提留”款项。村提留全部上缴乡，由乡统一支付。村党政全年办公经费，村支书说是5 000元。其中1 000元左右用于上级部门规定订阅的报刊杂志：《河北日报》一份，《科技报》一份，《邯郸日报》五份，《法制报》一份，《妇女世界》一份，《河北党风》一份，《华北民兵》一份，共7种11份。“农民哪有看报习惯，上面硬要我们订那么多报刊，实在太浪费了。”村支书如是说。（我想虽然具有“现代性”的教育制度及知识、大众传媒、行政机构等等都自上而下地深入到村落，但似乎都未真正地触及村民观念、心理与行为方式的核心部分。即使是行之20余年的公社制度及被宣称为“融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也未真正触及这一制约村民心理、观念与行为的核心部分。看来，只有村民生存方式的彻底变化，才能影响这一核心，然而，这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关于村委的主要工作，主要是完成乡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简单点说，就是“征粮、派款、刮宫流产”。村支书说：“我们刚催征完夏粮，县上又下文件，要农民人均交纳15元城建费，老百姓都嚷着不交，这事可烦难了。”为村民办事，村委没有钱，能办什么事？一办事，得又问农民要，那怎么再受得了。不过自他1989年上任以来，替全村办了一件大事：打了一口深水井，解决了全村饮水及部分灌溉问题。该井总耗资十来万，其中两三万是他跑了多次，向乡政府要来的。
永成叔此时插话说：“俺村还是不错的，全村一个姓，全是一个祖宗传下的子孙，还是比较团结听话的。老百姓有牢骚，只骂上头，不会骂到村干部头上。干部执行上面的任务，老百姓还是顾着村干部的面子的。不像有的村，宗派势力厉害，连个村干部也选不出来。上面派来的干部，又把他们赶出来，连个村班子也搭不起来。这倒可好，老百姓用不着缴粮缴钱了。”老支书的这一段话，给我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该村还保留着一个“宗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在此三省交界处竟然出现“拒粮抗官”的“水泊梁山”！于是我将话题引到这两个方向去。
我曾读过某省政研室所写的一份“关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将行政村组织分为好、中、差三类：第一类是能圆满完成上级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且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行政村；第二类能完成上级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但不能带领集体致富；第三类不能很好完成上级交付任务，且不同程度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帮派势力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他们把这类村称为“瘫痪村”。我在农村走访多年，这三类村我都见过，但从未听说过连村委班子都搭不起来、村民集体“拒官抗粮”的行政村。永成叔偶尔谈及，引起了我不小的惊奇。追问其详，却也是得之传闻。他说：“前个月，我到长女家去玩，长女住在Z乡东张寨村。东张寨村之西，有个西张寨村。听我女婿说，西张寨村四五年连个村支书都选不出来，上面派来的工作队，村民联合起来将他赶走，全村没有人管，皇粮也不用缴，计划生育也不用搞。如今，皇粮越欠越多，超生的也不少，他们更不要村支书了。村内各姓之间矛盾很深，但在这一点上倒是团结得很。县、乡派来的人根本进不了村，他们还没到村口，村里便有人打锣鸣鞭炮，村里人一齐出动，将来人堵在村口。听说北营口村也是这样。另外还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村，村名嘛，听过就忘了。”我问永成叔他在西张寨村有无熟人，他说，可先陪我到他女儿女婿家，他们在西张寨村肯定有熟人亲戚。于是决定10月2日先到东张寨村。
五、李氏族人每年春节举行共同的祭祖仪式，自解放以来至今未绝。
现年62岁的前任支书说，全村235户人家除一户阎姓外（该户主于60年代末随其母亲“嫁”入本村），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子孙。据李氏族谱记载，中行村的李氏第一代祖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从山西洪洞迁来此地，至今将近600年，历26代。全族有总谱，全族分成三支（三房），各支有分谱，共有四个族谱。每年年夜三十，即在李氏祠堂悬挂总谱，香案上供有白馍，猪、羊、鸡肉，果品与酒，红烛高照，鞭炮齐鸣，全族男女老幼分批叩首祭拜。大年初一初二再举行两次。然后将总谱撤下，折叠，交专人保管，以待下年再用。然后，三支各自祭祀各支的祖先（即第二代宗祖），时间是15天。人民公社时期，全族共祭仪式暂时停止，但保留各支的分别祭祀活动。改革开放后，恢复共祭与各支分祭两种仪式。
老支书说，解放前留下的李氏祠堂后改作大队部，大队部后翻造新屋，祭祀活动便在大队部进行。前几年盖村党员活动室，全族共祭仪式就放到党员活动室内进行。据老支书回忆说，在解放前，李氏宗族各有祠堂有族谱，但没有族长与祠田，也没有特别的宗族组织以负责全族的共同事务，但有一个祭祀组织，至今依然如此。祭祀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准备并管理全族三天的共祭活动，包括集资（每户均摊，一二元不等），购买供品，引导族人有秩序地祭拜，以及守夜。祭祀组织共15人组成，由全族各户推选产生。在解放前，推选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厚道，二是有30亩地以上的家庭。这15个人一旦推选产生，通常父子相传，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个别增补。辈分的高低并不是入选的条件。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全族（其实是各户家长）开会，重新推选15人组成祭祀组织，标准是为人公道，且有责任心，能办事，亦是父子相传。
我问永成叔：“每年举行的祭祀活动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有什么意义？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习惯呀！”他沉默了一会，又说：“意义还是有的，每年春节，全族人共祭自己的祖先，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子孙。这样，平时各家之间的小矛盾、小冲突就会减少许多，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相互帮助，增进一族人的团结。”
以全族共祭先祖而在族人意识中多少保留着的“宗族共同体”意识对土地各家承包后的独立家庭的行为方式，到底有多少影响呢？事实上，宗族共同体与其内各独立家庭小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着此涨彼消的关系。一方面，该村一直顽强地保留着同族共祭的习俗，另一方面，长久以来，维系共同体的血缘尊卑长幼原则已被财富原则所取代。所谓“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充其量局限在同一家族之内，无法遍及全族。事实上，该村也与所有村落一样，自推行土地承包后，兄弟结婚，即分家析户，核心家庭已占统治地位。各核心家庭之间正展开着以财富为中心的竞比地位的过程，贫富差距逐渐拉开、扩大。这两个事实的共存，给我们分析此类村落带来许多困惑。
中行村所属的D乡共辖35个行政村，就经济发展状况及村民一般生活水平而言，中行村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村支书语）。下午，我请永成叔陪我到“富村”去看看，他选择了东大靳村，该村不仅比较富裕，且村支书是他的老熟人，有很深的私人交谊。
上午座谈，到此结束。
中午时分，永成从乡里调查回来，说与乡长谈了2个小时，全乡情况如下：
一、全乡2.78万人口，35个行政村，耕地6.6万亩。在6.6万亩耕地中，甜水（即深水井）浇地约占30%，苦水（或曰咸水，即浅水井）浇地约占40%，完全浇不上水的占30%。这三类土地的亩产相差很大。甜水浇地小麦亩产可达七八百斤，平均亩产六七百斤是有保障的。苦水浇地一般四五百斤，好的可达五六百斤。完全浇不上水的土地，亩产小麦只有一二百斤，好的年成也只有二三百斤。“水是制约我乡，也可以说我县、我市农业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位乡长忧心忡忡地说，“近二三十年来，我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如今200米以上只出苦水，在200米到300米之间才有甜水。打一口深井的费用约10万元，如加上抽水机等配套设施，需要15万元左右。水位下降，打井费用提高，浇水费用也提高了。一季小麦，需浇三四次水，每次二三十元，每亩一熟浇水费用少则六七十元，多则百余元，真是有水也浇不起。更令人担惊受怕的是，长此下去，打不出水来怎么办？！如今，各村都有一口深水井，全村人畜饮水是有保障的。有经济能力的，就多打几口深井。打深井费用以村集资为主，县、乡财政视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D乡至今还是个传统农业乡（就肥乡县而言，也可以这么说），乡级企业有四个：一个水泥电杆厂，只有一二十个职工，规模小；三个砖窑厂，主要满足本乡邻乡村民建房用砖需要。在乡所辖35个行政村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一点的村集体企业。该乡处邯郸到聊城公路沿线，临近公路的行政村发展起私人运输业。至于外出打工人数，各村比率很不一致。农民外出打工，都是连亲带故，呼朋唤友的，村里若有几个领头人，外出打工这就多，否则都窝在村里。全乡到底有多少人外出打工，没有统计过。至于外出去向，主要有二个：一是邯郸市，从事土建的人多；另一个是到石家庄市，大多是在近郊租地种菜。向南方沿海城市打工者，或许也有，但很少。
全乡人均收入1 300元，这是1995年末的统计。
二、乡党政人员编制与职能。
该乡党政人员正式编制25人，实有党政干部62名。乡长说，乡政府的职能归为五类。一是执行政策：抓计划生育与派征粮款。这是乡党政两项最重要，也是最麻烦的硬任务。二是办实事。包括修道路、建市场、打井、供良种。三是突击性任务，如捐款救灾、严打等等。四是改造农田，带领农民奔小康。五是发展乡村经济。“乡政府的主要工作，应集中发展农村经济，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发展了，政府有了钱，什么问题都好办了。问题是越是传统农业乡，越是穷。按理说，正因为穷，更要发展经济，但也正因为穷，就是发展不了经济。要发展农业，先得解决浇水问题，解决浇水问题，得打深井，打深井，得花许多钱，但乡、村、农户都没有钱。又如发展经济，重点是发展工商企业。前几届乡政府花了好大力气推动乡村企业，硬是搞不起来，还白白花了许多钱。这两届政府集中精力建一个市场，场地是建起来了，但成不了市。我们到外面去参观，看人家怎么发展经济的，搬到我们这里，却毫无效果，力气倒花了不少。坦率说吧，对于发展经济，如今我们连一点思路都没有了。整天忙的都是上面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光是抓计划生育，征粮派款，就弄得焦头烂额了。”乡长如是说。
三、关于乡财政，李永成记录下了乡长提供的如下几个数字。
1995年乡财政收入共52万元。其中工商税费24万，农业税15万，计划生育罚款10万，其他各类罚款3万。
1995年乡财政支出34万元，其中行政管理（包括乡党政机关干部工资与办公费）12万，计划生育管理12万，公务（修乡政府办公楼、买小车、招待费等）10万。
行政村经费（包括村干部工资、办公费等）由村提留款返回。村小学、乡中学教员工资、办公费等由乡统筹款中的教育费交县教委后返回。
上述数字的准确性、可靠性如何，无法核实。
下午2时，永成叔陪同我们访问东大靳村常支书。该村距中行村东南五六华里。
砖砌的高墙，威严的铁门。入门楼，迎门便是照壁。照壁前种着两排美人蕉，红花绿叶。庭院不大，但收拾得挺干净。五间呈“”形钢筋水泥结构的砖瓦平房，建在高出地面近1米的台基上。这便是常支书的府第。由于永成叔的引见，整个谈话显得自然轻松。
——该村255户，982人，全村耕地1 100来亩，人均仅1.1亩，在全乡35个行政村中，该村人均耕地最少。原因之一便是“70年代初期，公社将砖窑厂建在该村，占用该村200余亩耕地。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村里不断与乡政府交涉解决办法，但至今没有结果。如今200亩耕地已被窑厂使用了20余年，即使退还给我们也难以复耕”。
——该村虽名“大靳”，但全村无一靳姓。常支书说，东大靳村有常、门、梁、朱四姓。其中常姓占全村总户数的85%以上，门姓不足10%，梁姓5%左右，朱姓只有一户。问及各姓氏的来源时，常支书说，据族谱记载，常、门两姓是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迁来的。门氏子孙繁衍不昌，故其现有户数比常姓少得多。村里十来户梁姓，是公社时期从与本村相邻的北梁村划过来的，朱姓是由其本村的外婆养大，落户在本村的。问及族谱与春节祭祖的情况时，常书记说：“在我们这一带，各村大姓一般都保存着族谱，且差不多全是在明永乐年间从山西迁移过来的，各大姓在春节一般都举行同族共同祭祖的仪式。在‘文革’中停过几年，如今差不多全恢复了。”
——全乡人均耕地将近2.5亩，此村人均耕地仅1.1亩，远远低于全乡的人均耕地数。对于这一情况，常支书说：“这既是坏事，更是好事。正因为我村人均耕地少，所以在集体化时期就到农业外去找活路。当时我们安排一部分劳动力到窑厂干活，大队也能从中积累一点钱。到70年代，我们大队已有四轮拖拉机，农忙时用于耕地，农闲时去跑运输。我村离公路很近，主要是帮窑厂运砖块，有时到山西去运煤，这为我村的水利建设与往后的运输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谈及水利建设，常支书说，如今全村有27眼浅水井（75米左右），4眼深水井（近300米）。其中近20眼浅水井与3眼深水井都是集体化时期利用运输业积累资金打下的。1985年，全村集资10余万元，加深村里的那口饮用水井。这样，全村基本上解决了人畜饮水与土地浇水问题。在全乡范围内，该村在水利方面搞得最好。当话题从水利建设转向地下水资源时，这位年近50岁的常支书突然问起“南水北调工程”。我心想，这位村支书怎么知道水利专家们仍在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我把前几个月从开封黄河水利学校老教授那里听来的情况向他简要复述一遍。他说：“地下水层逐年下降，老百姓心里恐慌得很。我们这里从60年代开始，水层逐年下降，有些年份也有所回升，但近三四年来地下水层下降得特别快。一直打到二三百米以下才出水。我村27眼浅水井，有五六眼连苦水都没有了。北方再这样干旱下去，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井越打越深，打井与浇水成本也越来越高，真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都很惊慌。这两年我到县、乡开会，村干部们常议论此事，听说，这些年来，连黄河也经常断流，不知是暂时现象，还是一直这样下去。”当然我无法回答这个大概只有“天晓得”的大问题。于是我又将话题引回到该村的运输业。
——关于村运输业，常支书说大概在1981年土地搞承包，土地好分，原属大队集体财产的四轮拖拉机不好分。起初承包给原来开拖拉机的人搞运输：一是懂技术，会开车，二是有客户，有社会关系。这方面的积累有时比资金还重要。由于该村搞运输起步早，这方面占了不少便宜。1985年，村里便开始购置三轮拖拉机跑运输。如今全村255户人家拥有60余台小三轮与小四轮拖拉机，两辆大型卡车。三轮四轮主要运输建材、粮食，农忙时耕地。合股购买的大卡车，主要到山西运输煤炭。如今四轮拖拉机价格在8 000元到10 000元之间，一年到一年半便能收回成本。大卡车14万元一辆，听他们说，一年跑下来可拿回成本。所以村里还有不少人商议集资买车搞运煤。该村差不多成了一个运输专业村。
其他村内企业也有几个，但规模小，效益低。一是由几家合股的面粉厂，十来个职工，已办了六七年。该厂占用村里的几亩地，每年交给村委1 900元。那是六七年前定的，如今看来太低，但不好随意变动、提高。二是一家私人办的棉衣加工厂，也有十来个职工。三是占地200多亩的乡办窑厂，是由该村村民承包的，现有职工100余人。村里赔上200亩耕地，但得不到什么好处。
常支书说：“我村靠运输业而成为全乡的富村，但村集体很穷。”我问：“是否想办村集体企业？”他说：“既想办，又不敢办。”问其原因，他说：“村集体没钱，所以想办集体企业，但集体企业很难办成功。80年代末，乡里定指标，压任务，是各村办集体企业，哪一家办成的？如办好了，交给别人承包，也只是富了承包人，村里得不到几个钱。弄得不好，还要村集体赔钱。1986年，肥乡县投资1 000万元，创办毛纺厂，结果亏损几千万，只得宣布破产。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看来都不行。”
——关于村民生活水平与农民负担问题，常支书说，村里二三百户人家，无论贫富，吃饱穿暖是没有问题的，贫富差异主要表现在各户有无农业外收入及收入多少，表现在他们所盖住房的好坏上。自分田单干后，全村70%～80%的农户盖了新房，越往后，盖的式样越新，造价也越高。如今造五间平房，约花4万元左右。这两年，村里盖起三栋二居楼房，造价可能在五六万元之间。黑白电视已很普及，全村拥有80台彩电。这在全乡确实算得上富裕村了。但富村也有贫困户，全村255户中，贫困户约三四十户。这些农户，基本上没有农业外的经济来源，守着那么点承包地，图个温饱而已。
常支书说：“我们每年上报的人均纯收入，其实是乡里给定的。去年上面要我们定人均年纯收入1 440元。今年要我们上报1 800元。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估算出来的。总之每年往上加，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关键是农民负担，并不是按各农户收入比例摊派的，而是按承包地均摊的。这些年来，我村夏粮人均上缴170斤小麦，秋收后征钱人均35元。这个负担对有农业外收入的农户来说，是承担得了的，但对纯农户来说，实在不堪重负。去年夏熟还可以，秋熟玉米、棉花遭受虫灾，连个成本都收不回来。今年总算风调雨顺，纯农户的人均年纯收入最多也只有五六百元，上缴掉一百七八十元，叫他们怎么过日子。如今村里出现贫富分化，富裕起来的农户把平均收入提高了，上面要我们报得更高。各项农民负担却是按亩按人头计算，统一征收，这对低收入农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人越穷，农负率越重；越富，农负率越轻。”
——在谈及村干部的工作与困难时，常支书说：“我们当村干部的，若跟上头跟得太紧，则得罪老百姓；若站在村民一边，则与上面对不上口。一项政策不落实，轻则被扣工资，重则处分，真是两头为难。既要完成上面交付的任务，又不能得罪老百姓，有时得对上头来的任务变通处理。同时多跑多谈，向村民讲清政策。如果跟上面跟得太紧，执行任务时，作风简单粗暴，那肯定要发生冲突，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得罪了村民，他不跟你明干，但会暗地里报复。割掉村干部的庄稼，毒死猪羊的事，往往而有。上月，邻乡的一位村支书被人夜里开枪打死了，或就是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有人传说是情杀。我只是听人说起，具体原因不是太清楚。村干部嘛，主要是执行上面任务，征钱粮，催罚款，老百姓本来就有怨气，如果村干部仗势欺人，作风粗暴，甚至从中加派渔利，那迟早有一天要出问题的。”
接着常支书说起一件今夏发生在北营口村的群众“抗粮拒官”的事：北营口村是个有二三千人的大村。五六年来该村的钱粮一直收不上来，计划生育政策也无法落实，村里也没有人敢当村干部。乡里派去的村支书，被他们轰了出来；县里派个副处长去兼任村支书，也无法长期呆下去。今年夏收后，副县长亲自带了几十名公安干警到北营口村去催征粮款与超生罚款。他们还没有到村口，有人就鸣锣放鞭炮，村民闻讯赶来，将开车前来的副县长与几十名干警团团围住，不让进村，一辆警车被掀翻，并被砸坏。随同前往的县公安局长怕事态扩大，只得用大哥大与县里联系增派警力，才从村里撤了回来。
北营村的“围官抗粮”事件经过是否如其所述，不得而知。没有一条可资利用的通入北营口村的私人关系路线，我是无法进入那个调查现场的。
访谈结束，辞别常支书，我在门楼墙壁上发现一尺见方、内深半尺的小神龛，常支书告诉我说：“这是‘守门神’，这一带乡村，各家皆有，图个家室安宁。”因问及该村的土庙，他说该村有三座，一座供奉玉皇大帝，一座供奉三圣娘娘，一座供奉观音菩萨。土庙各村皆有，所供之神大同小异。
永成叔带我们去参观一座新近落成的寺庙。寺庙坐落在东大靳村西百米处的高台地上，前后两幢坐北向南的砖瓦平房，各三间，无围墙。两幢平房皆无人看管，大门锁闭。透过门窗能看到里面的神像，前面供奉观世音菩萨，后面供奉释迦牟尼。在大雄宝殿前竖着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捐资者的名单与捐资金额，捐资者约百名，金额从50元到1 000元不等，大多一二百元。捐资总额在1.5万到2万之间，名列首位的竟是刚才我们访问过的常支书。一块刻着此庙重建的缘由。据碑文载，此处原是寺庙的旧址，旧庙在解放前毁于兵火。重点记述奉系某部驻扎期间，兵痞经常进出乡里，强征草粮钱财，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四乡乡民被迫无奈，在此寺庙内秘密议事，举行起义，为纪念此事而建庙立碑。
从各家的“门神”、“灶神”、各村的土庙到颇具规模的寺庙，构成这一带乡村的“民间信仰”系统。一方面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传统信仰的全面恢复。“向前的努力”与“向后的恢复”何以能同时并存？另外，刻文为什么重提发生在数十年前的乡村自发的抗横征暴敛之事？撰文者是否存有现实的指称？这一带不是已发生数起“围官抗粮”之事了吗？其规模虽限于村的范围，然今之执政者，可不慎欤？！
三人骑车返村，已近晚饭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