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太康县城坐落在淮河支流涡河之南，前日的一场大雨，使涡河暴涨起黄浊的大水。贯穿县城的那段南北干道已按“现代化标准”翻建了：四车道水泥路，两条绿化带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开。沿街错落着若干“现代化”大楼，其中以各银行系统的大楼最引人注目。凡街道两侧的墙面，大多贴有白色长条的磁砖，从而整个县城给人以千人一面的单调感。这或许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所热衷的统一化、标准化在中原各县城建设中的反映。风吹沙起，满目尘埃，北方城镇，总给人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县城不大，“现代化”宾馆却不少。一下汽车，便有机动或脚踩的三轮客车拉你去各宾馆，他们可以从宾馆那里得到一份“介绍费”。徒具现代装潢的宾馆，客房率甚低，质量更差：有灯不亮，有空调无冷气，有彩电无图像，或卫生间磁砖脱落，龙头漏水，往往而有。
在我所走访过的中原县城，总给我千篇一律的感觉。钢筋水泥的道路，钢筋水泥的建筑凝聚着各银行的巨额贷款与农民的沉重农负，同样也凝聚着历任知县的现代化企盼，同时也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历任知县的现代化政绩。然而，这些曾给地方官吏提供晋升阶梯的政绩，其经济效益到底如何？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什么是中原农业大县的现代化，如何引导仅有一二亩人均耕地的数千百万村民走向现代化之路，我不禁茫然起来。
上午9时许，辞别东晋谢安的故里——太康，11时，抵达忧天倾的杞人故国——杞县。汤老师抱病（清晨突然头痛，腰酸腹泻）陪我访问杞县编制办主任老王。年过50岁的老王当过兵，在部队入党，提干，复退后转入地方工作：先在县公安局、法院任职，后调县编制办任主任。乡、县官员，大多有这样的经历。
时值中午，老王请客。县编制办秘书、县房管局局长应邀入席。饭桌所聊，饭后所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县级党政各部门的编制与精兵简政，二是县财政状况。谈话要点，概述如下：
一、杞县是个农业大县，所谓农业大县，一是指人口众多，据1992年人口普查，全县有94万人口，现在肯定超过百万。河南全省110余县，人口超百万的大县有四五个或六七个。二是全县绝大多数人口依然从事农业，工商业极不发达。国有企业既少，近几年来也不景气。全县21个乡镇，只有三四个乡镇拥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乡集体企业，在村级范围内，几乎没有村办集体企业。
二、谁都知道，农业是个低效且艰辛的行业，稍有一点才能与抱负的农家子弟都会迫切要求脱离这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参军、读书是农家子弟脱离农村与农业的两条主要途径。近几年来，每年要他们安排就业的复退军人约四五百人之多，每年要他们安排的大中专以上毕业生亦近四五百人。由于该县的工商业极不发达，能够安置就业的国有企业如今自己也陷入裁员甚至停产的困境，私营工商业的劳动用工权则全部操诸私人业主的手中，因此无法向工商业分流的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只能在县乡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强行安插。再说，农家子弟之所以参军、读书，一个基本的动机就是在县、乡行政或事业部门谋求一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或职位。
三、事实上，县乡党政机关与各事业部门早已人满为患，从80年代中晚期开始，就搞精简机构与人员，但总的趋势是，机构越设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这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公社改乡镇制时，一乡的党政人员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十人；十余年后的今天，少则百余人，多则二百余人。扩大了五六倍，甚至七八倍。改革开放初县党政机关不过二三百人，如今少则六七百人多则千人以上。机构重叠，人员太多。如今，各县编制办的主要任务是定编定员，精简富余人员。县党政机关的定编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问题是那么多富余人员如何安排。要他们下海经商，自己养活自己是不太现实的。一般的做法是：一是提前退休掉一批人员，二是向事业部门分流，三是充实到乡镇一级去。改制为县房产开发公司的原房管局局长说：“我局现有250人，但就目前的实际工作量来说，只需要50人就足够了。这些原来吃县财政饭的人，现在吃公司的饭，给我们带来很重的压力。”
四、谈及县财政时，老王说，前几年，县财政收入一直维持在3 000万元左右，历年的财政亏欠高达数千万。（老王并不清楚历年财政亏欠的确数）为了扭转财政亏欠的局面，1995年初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将该年县财政收入提高到5 700余万元，创历史县财政收入之最。据云，全县官员对这位新任书记的“创收”能力大加赞许，但我听后不免内心一惊：在一年之内，一县的税源决不可能增长一倍，税收却增加几近一倍，这增收的2 700万元从何而来？它与1995年突然加重的农民负担到底有何内在关系？当然，我没有问这一令编制办主任难堪的问题。
五、从谈话中得知，该县在近四年内，换了四任县委书记，五任县长。任期之短，转任之快，着实令我吃惊。另外，河南县乡两级党政主要官员依然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我曾据1992年出版的《开封县志》统计出两组资料：（一）清朝264年间，历任开封知县共143名，平均任期1.85年。所有知县皆非开封县人。（二）从1948年10月至1991年9月共43年间，历任开封县委书记（“文革”时称主任或组长，其实皆为党政一把手）共20名，平均任期2.15年。所有书记皆非本县人。虽然前者为封建社会，后者为社会主义社会，但地方主要官员的平均任期时间及回避制则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短任期制与回避制或有利于中央集权，但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何种消极影响，我们的政治学似乎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
因汤老师身体不适，取消了预先制定的其他调查项目，下午5时，匆匆赶回开封。路上，汤老师告诉我一传闻：今年初，杞县某乡的乡、村干部带民警到某农户家催征上年积欠的钱款，因无钱支付，遂强行搬走农户的口粮与家具。农妇气急而当晚悬梁自尽。据说，该农户有一亲戚在北京工作，闻讯赶来，乡政府想花数万元私了此案，未果。上告到县、市法院。此案如何处理，尚不清楚。我说：“刚才何不向老王问取详情？”他说：“欲问又止。怕他误解我们是冲着此事而来调查的。”的确，所有“社会事实”总是与人们的利益与偏见纠缠在一起的。不过我想，乡村干部派民警入民舍催征钱粮，逼出命案，一定与县财政多收的那个2 700万有关。孔子曰：“苛政猛于虎”，白居易诗云：“急敛暴征求考课”亦今之实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