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
天朗气清，气温宜人。上午与李、兰两人同游殷墟，访袁墓。
位于安阳市区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因盘庚迁殷建都于此。至商灭于周，共传八代十二王，历273年。商亡、周兴，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遂西移于如今的西安一带。殷都日渐荒芜，成为废墟。幸赖商代甲骨文在清末的出土，考古学家们方在此地重新发现3 000余年前的华夏古文字，且重新发现这座湮没近3 000年的华夏第一古都的遗址。
如今供游人参观的只是殷王宫殿区，占地约数百亩。地势高敞，宫殿区的北、东两边，有洹水缓缓流过，形成王宫的一道天然屏障。据介绍，王宫的西、南边有一条宽约十来米、深约七八米的人工壕沟，两端与洹水弯曲处相连。天然河与人工河共同组成了王宫的护城河。在王宫区内，53座宫室基址已经清理出来。前些年，安阳市为了发展旅游业，根据《周礼·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的记载，复原殷王宫的大殿，里面陈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片与青铜、玉器，供游人参观。
据介绍，宫殿的建筑物都是建立在厚厚的夯土台基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柱下有石础。看来，砖块烧制技术在商代尚未发明出来。
在宫殿区附近发掘出两个最大的王室甲骨文档案库：1936年春，在小屯村北发掘的一个甲骨坑内，内有含字甲骨1.7万片：1973年，在小屯村南又出土含字甲骨4 800片。据介绍，八九十年来，殷墟共出土带字的甲骨共约16万余，所使用单字共有4 500余个，其中能确定为汉字的有1 700个，如今已被识别出来的甲骨文字不知有多少。
从小屯殷王区北渡洹河，在西北岗前小营、武宫、侯家屯一带，便是王陵区。商族迁殷，共传八代十二王。先后发掘出11座殷王大墓。末代纣王，大概是“死无葬身之地”。殷代有用人殉葬的习俗。在王陵区的东部，1976年发现一个大型祭祀场：在4 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250座祭祀坑，在已清理出的191个坑中，被杀殉的有1 178人。又据对甲骨文中有关人殉记录的考证统计，共杀殉13 052人之多。当然未被记录下来的就更多了。历史学家多以为杀殉的是奴隶，并以此证明商代实行奴隶制。其实，杀殉的人数如此之多，恰恰证明被杀殉的人不是奴隶，至少不是用于生产的奴隶，而是战俘。古书上说，商代政治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倘使商代实行奴隶制，战俘就不会用于祭祀，而是用来生产。说商人信鬼神、好祭祀因而不惜大量摧毁生产力，这是说不过去的。我想，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这一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华夏文化的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殷，殷人“不常厥邑”。最初辗转于曲阜、泰山一带，继迁于曹县、商丘，后移于黄河西岸，多次往返于大河南北，是由于外族的压迫，还是避免黄河水患，或是殷人尚处半农半牧阶段，不得而知，但盘庚迁殷后，肯定进入农耕社会。1929年与1932年两次殷墟发掘，一次得近千件石镰，另一次得四五百件石镰与几十件蚌器。这说明，殷商一代农业生产的工具是木器、石器与蚌器，并无金属农具，是一种粗放原始的农业。又可以说明氏族集体拥有并保管生产工具因而生产单位是氏族集体而非家庭。当然土地也是氏族集体共同占有的。中国的原始氏族制度被完整地牢固地保存了下来，并在氏族制基础之上建立起贵贱等级制。这对于我们理解商代甚至周代社会与政治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殷墟转了一圈，已是中午。三人在路边小店吃了碗面，又匆匆赶到袁林参观。当年，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受清廷猜忌而避处彰德“养疴”，死后葬于彰德。彰德即安阳，到此方知。袁世凯生前在安阳城北洹上村建有规模宏大的别墅，（据说，该别墅主建筑为三行九宫院，九个结构相同的四合院分别安置九房姬妾。又仿苏州园林风格建“养寿园”，内引洹水，造人工湖。“养疴”期间，着蓑笠木屐、垂钓湖畔，自称洹上渔翁。）在安阳城内九府胡同又专为九姨太修建“袁府”，死前又立遗嘱归葬安阳。这位出生于河南项城的“窃国大盗”不知为何对安阳情有独钟，如今“洹上别墅”早已沦为废墟，袁府尚存一串半院，故只到袁林转了一圈。
位于安阳城北太平庄北侧的袁世凯墓（袁林）保存完好。高墙森严，游人稀少，入大门有一宽10余米的神道向北通往墓地。先过小石桥，再越大石桥，便是袁林主体建筑群，分建神道两侧。依次有：牌楼，六角壁柱，石马、石虎、石狮和文武翁仲，碑亭。在碑亭内一块高达5.5米的巨型墓碑矗立在重达20余吨的石龟之上。碑亭北是景仁堂，是祭祀袁世凯之地。景仁堂北，便是袁的墓冢，圆形，内由钢筋混凝土浇注封闭，外砌三层石块，高8米。周长60余米，整个墓地138亩，据说耗银73.2万余元。这位先是出卖清廷，继而出卖革命党，终而出卖中国的千古罪人却有这片葬身之地，实为侥幸了。
细看起来，袁的悲剧在于只会玩弄权术，而不知权势。权者政权也；势者政治之大趋势也。再推究起来，乃是政权之实与政体之名的脱节与背离。其名则“共和”、“民主”，已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共识，这一思想潮流不可阻挡。其实则仍需中央集权、甚至个人独裁。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小农国家，且处分裂状态，加之有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决不会突然中止而产生民选、共和政体。孙中山之误在于以新名来制实，袁世凯之误在于据实而定旧名，坚持恢复帝制。一个以名（共和，民主）责实，一个以实责名（帝制）。两者相反，但都归于失败。聪明的政治家恰恰应将“新名”与“旧实”结合起来：实质上的专制与形式上的共和。
下午3时，兵分两路，小兰留在安阳推销她的产品，我与永成继续赶路。
从安阳北上邯郸，已入河北省界。在邯郸转车，东行50公里，便是肥乡县。到D乡下车，已是晚7时许。月亮未出，夜色沉沉，沿着被拖拉机辗得高低不平的土路摸黑前行。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李永成，也难辨东西，经多方问路，方摸进居住在中行村的叔父家。时过8点，年过六旬的叔父叔母已准备上炕睡觉。见亲侄远道来访，很是高兴，立即招呼我们洗手吃饭：一箩馍馍与蒸饺，一碗清茶。北方乡村的饭既简朴又简易，远没有南方那样复杂。一边吃饭，一边向这位退休的老支书交待此行的目的与调查时间。老支书说：“永成来信已说过此事。俺村每个李姓都是自家人，随便你们怎么调查都行，爱住多久就多久。只是乡下吃、住条件差。”
饭后，已近9点，老叔父陪我们到其儿子的新居去休息。在客厅西侧厢房内，房主已替我们备下两床、一桌、一椅。（我们来访一事，永成已写信通知他们。）时间已晚，加之旅途劳顿，于是匆匆洗漱安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