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 一位丘陵山区村民的生活
上午8时30分，冒着纷飞的雨雪，驱车往访L乡，仍由秘书陪同，9时45分，车抵乡政府。乡长与乡人大主任接受了我的采访。访谈纪要如下：
一、L乡下辖16个行政村，48个村落：其中位于河谷川地的村落11个，丘陵山地村落37个。全乡人口2.6万，耕地3.3万亩。其中能利用洛水灌溉的川地只有0.9万亩。
全乡年人均纯收入，去年上报是700元，实际上不足600元。乡长说：“每年都要向县里上报年人均纯收入数，这是件很麻烦头痛的事。上报的数目，普遍有水分，各乡镇皆然，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全乡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有若干规模小、效益差的私营、个体企业，如小面粉加工厂。村民收入主要集中在传统农业与家庭饲养业。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山地丘陵农户的年收入与川地农户差不多。前者亩产低，但人均亩数较多；后者亩产高，但人均亩数少。在川地，人均耕地不足1亩，最少的村组人均耕地仅0.6亩，最高的也只有1.2亩，且还包括部分丘坡地。一般来说，山地、丘陵的村民比川地贫困些，因为稍遇水旱之灾，山地必然歉收，严重一点的旱灾，差不多会绝收，但对川地的影响要小得多。无论是山地还是川地，单靠农业这一块收入，每年按一个百分比增产增收，这是不现实的。虽然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上报时，却是另一回事了。
二、分田单干给全乡农田水利建设带来的困难。
村民们都说，如今种田吃饭，靠的还是集体化时代，尤其是“农业学大寨”时期留下来的那点本钱。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山区、丘陵、川地建设许多“三保田”（指抗旱涝能力较强的田）。当时，上上下下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土地与劳力都是集体化的，便于组织与统一利用。农民的积极性比较高，干部的作风也比较踏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积压在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当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块耕地的分割与频繁的调动。有的村组三五年一调整，有的村组六七年一调整，以便适应农户家庭人口经常变动这一实际情况。在丘陵山区，耕地分为三种类型：梁地、坡地与沟平地。其中最好的耕地是沟平地，其次是梁地，最差的是坡地。所谓“沟平地”，就是位于沟底的平地，沿沟制成一块块梯田，这是山区村民的“保命田”。山区最怕的是旱灾，沟平地的抗旱能力要比梁地、坡地强得多。但沟平地因位于沟底，便有一个天然的弱点：怕洪水冲刷。由于分田单干，这三类耕地必须按人口均分。这样，同一垄沟平地分散于数十百家，且三五年或七八年调整一次。分田单干的农户不愿投劳力与物力于抗洪设施建设，当然，抗洪保地的工作也远非单家独户所能胜任。山洪一来，一垄的沟平地皆被冲毁。自从分田单干以来，全乡的许多“保命田”就这样被冲毁了，其他各乡也莫不如此。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的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
“分田单干与耕地每隔几年在村组各农户间调整一次，这给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旱涝之灾是制约我县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要提高抗旱洪之灾的能力，必须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这个道理全县上下都是清楚的。县里规定，每个劳动力每年必须提供30个义务工，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同时县乡每年冬季集中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但效果怎样呢？说句实在话，效益极差。说得难听一点，是劳民伤财。这既有农民方面的问题，更有地方党政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每年冬天，或以乡为单位，或以县为单位，集中力量搞大会战，把东乡人调到西乡，把南乡人调到北乡，搞大呼隆工程。在报表上似乎很好看，今年投入多少劳力，完成多少土石方，但看看实际情况呢，绝大部分工程毫无效益。县乡主要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规划出台一个又一个，大会战年年搞，成绩年年报，但农业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有些地方反而更糟。这是党政领导方面的原因。至于农民，他们只看到他的村，他的组，甚至他的那块地的利益，如果这个水利工程于他的土地无益，他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如果这个工程要占用他的耕地，他们还会暗中反对，甚至加以破坏。有些工程建后不久即废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在分田单干的条件下，提高农民对土地投入的自觉性与积极性，这在生态环境恶劣的丘陵山区是个极待解决的大问题。有人曾建议我们把全部耕地分为口粮田与机动田两部分。前者一次分定，30年维持不变；后者随人口变化而增减。这个办法，在人均耕地较多的乡村或可推行，但我乡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全部用于口粮田还难以维持全年温饱，哪有余田划出来作机动呢？总之，旱洪频繁，人多地少使得我县绝大多数村民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不知道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到底在哪里。”
三、地方政府对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干预与侵犯。
谈话的气氛激烈而坦诚。这一方是虚心求教的学生，那一方是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官场禁忌与应付的老师。访者与受访者的界线在相互信任之中消失，出现的是两个一见如故的朋友，会晤一室以探讨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这一带的种植结构历来以粮食为主：夏熟是小麦，秋熟是玉米与红薯。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效益是很低的，但从维持一家温饱的角度来说，传统的种植结构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它归咎于农民的封闭、落后或缺乏经济头脑。填饱肚子，总是生存的第一要义。
“上级党政为了提高农业这一块的经济效益，要求农民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将重点从比较效益较低的粮食种植转移到比较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上来。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机也是十分善意的。问题是怎么去做。这些年来，上面每年给各乡镇下达各项经济作物的种植指标。按计划，我乡在几年内应完成经济林5 000亩（主要种植苹果），烟草5 000亩，蔬菜大棚2 500亩。我乡共有耕地3.3万亩，按上面下达计划要用38%的耕地种植经济作物，我们怎么办呢？只得将这三项指标分摊到各村、组，各村组将各自分得的指标分摊到各农户。农民不愿意怎么办，用行政指令去‘逼’，按照我省富民工程的说法，叫做‘逼民致富’。然而，这么一‘逼’，逼出不少怨言与适得其反的后果。
“先拿苹果种植来说吧。用粮田种苹果，三四年内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在这三四年内，农民全家的口粮怎么办？上缴公粮又怎么办？就那么一点耕地，全部用来种粮，稍遇旱洪便有缺粮的危险。所以，绝大多数农民不愿种，逼一逼，也种了些。这一二年，苹果开花结果了，然而苹果的市价逐年下跌，今年最好的苹果一斤只有0.4元左右，差一些的0.1元一斤都没人收购。苹果又不能当饭吃，不少农户一气之下，砍了果树当柴烧，挨骂的自然是我们乡、村干部。
“再说种烟草。历史上，我们县乡没有种植烟草的习惯，当然也没有种烟与焙烤烟叶的技术经验。改种烟草还有另外两个问题，也是原来没有想到的：一是种烟的土地，肥力递减很快。头年不错，次年便差许多，第三年便不能种了。二是烟草的病虫害怎么也治不住。这令农民叫苦不迭。
“再说搞蔬菜大棚，这要投资多，技术高，且要灌溉条件好。在我乡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土地与农户实在不多。再说，种植蔬菜，要及时卖掉，这需要交通便利，靠近城市才是。
“上述情况，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哪有不知道的，但上面指令如此，我们下级能怎么办呢？你向他们反映情况，他们说你保守。还说，不改变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怎么能带动农民奔小康，一句话把你打发回去了。上面逼我们，我们只能逼下面。下面怨声载道，一旦越级上访，上头又责怪我们无能，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什么好事都给我们办砸了。”
我问：“县里大力推行经济作物，除了提高农民收益这一主观动机外，是否与曾加财政收入有关？”乡长说：“当然有关。”原来的农业税定得比较低，由于我县工商业不发达，这块税收也不多。如今财政支出逐年增多，所以就得在烟草税、农林特产税方面多下功夫。县财政收入结构我不清楚，就我乡而论，去年财政收入110万，其中农业税25万，工商及其他地方税29万，烟草税56万。光烟草一项，占全乡财政收入50%以上，其余各乡，情况相似。前几天，县税务局一位朋友来说，县教育经费这一块，主要靠烟草税来支付，由此可见县财政对烟草的依赖了。不瞒你说，我乡党政机关已有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因为今年的烟税至今只收到15万，还有50万没有收上来。收不上来的原因一是种烟的农户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有许多农民说，这两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二是有许多农民并没有种烟。5 000亩的种植面积大部分还写在计划书上，没有落实到农田。如强行征收，逼着农民上访上告，如今省市又在抓综合治理，出了问题，挨批评的还是我们，但不去征收，我们这里就揭不开锅了，实在左右为难。”
上午访谈到此结束，中午吃过便餐后，继续与乡长、乡人大主任座谈。
四、入不敷出的乡财政。
“今年，乡财政计划内这一块收入只收到70.8万元，其中农业税25.8万元，工商税（包括一些农村特产税）30万元，烟草税15万元（今年的烟草税计划收65万元，只完成15万元），而全年维持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得花88万元。这就是说，如把今年收到的钱全部给教育，尚有一个大缺口。各级教育由各级政府财政来支付，等于将最沉重的中小学教育压到乡政府身上，对我们贫困乡来说，最大的负担莫过于此了。
“为了减轻乡镇财政压力，我们只得把乡党政机关人员尽可能地分流到预算外收入这一块去。一是将涉农部门转变为经济实体，让他们自谋出路。前年已将乡企业办、畜牧站、司法所转移出去，让他们自创、自收、自食。今明两年再将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转出乡财政。二是将部分人员分流到乡计划生育办与土地管理站，这两个部门有罚款权，可以靠罚款来吃饭。这两个部门不仅可以养活较多的人，还可以向乡财政上缴点钱，每年6万用来养乡党政的两辆小车（书记一辆北京203，乡长一辆北京吉普，另外，乡计划生育办与土地管理站各有一辆北京吉普，全乡共四辆小车）。另外，每年的乡党政招待费，也只能向计生办与土地站要一点。”
我说：“这样看来，你们乡财政收入在计划内这一块主要依靠烟草；在计划外这一块主要依赖罚款，尤其是超生罚款。倘如要办点实事，如修路、建校舍、水利等只得向农民额外集资与摊派了。”他们说：“情况就是如此，其他各个镇也如此。”
五、乡政府机构设置、人员及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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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站3人、农技站2人、农经站2人、林业站3人、水利站4人、文化广播站1人、财政所3人，上述站所共18人，工资及办公经费由乡财政支付。明年起，除财政所外，上述5站将与乡财政“断奶”，自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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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站3人，该站每年由乡财政拨款1 200元，其余自理，明年起与乡财政断奶。农电站6人，派出所8人。农电站受县电力局直属领导，人员、工资、经费由县电力局统一负责。派出所由县公安局垂直领导，人员、工资、经费由县公安局统一负责。司法所兼综合治理办2人，经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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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指导站19人，去年各类超生、超孕罚款46万。其中30%上缴县计生办，乡留有35万（按规定46万中的20%返村，但未执行），其中3万缴乡财政，乡计生办自留32万。土地管理所8人，年均罚款10余万，其中3万缴乡财政，其余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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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卫生院24人，经费、工资大部分自理，小部分由乡财政拨款，每年款项并不固定。乡中小学教育，由县教育局垂直领导，但教育经费由乡财政负担。公办教员（包括离退休教师）192人，民办教师40余人（民办教师月薪150元左右，其中90元由乡财政支付，60元由村委支付）。全年乡财政支出88万元，主要是教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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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办公室16人，由乡党委书记、正副乡长、人大主任、秘书、通讯员、会计、驾驶员组成。工资与经费由乡财政支出。另有蔬菜办3人（负责推广塑料大棚与技术辅导），乡企办3人，皆自筹资金。
六、名目繁多的检查，流弊甚多。
“各种检查，名目繁多。一年中最重要的例行检查有六项：一是计划生育大检查，二是双基达标大检查（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消灭青壮年文盲，是谓“双基”），三是灭荒大检查（消灭荒山秃岭），四是综合治理大检查，五是农业技术达标大检查，六是三优杯大检查。
“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规定各项发展目标、任务与指标，下级政府执行、贯彻与落实。上级政府派人来检查落实情况，奖优罚劣，这是我们习惯的行政方式。然而这种行政方式的三大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就名目繁多的大检查而论，往往流于形式。上面兴师动众，下面疲于汇报与应酬，搞得劳民伤财。尤其是计划生育大检查，每年起码有五次之多：省里派人来检查一次，市里两次，县里两次。下级政府为应付上级检查，先得自检。说实在的，一乡的计划生育工作，无论怎样抓紧，总难达到省市规定的标准。有句顺口溜说：‘没钱的偷着生，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凭关系生。’农民嘛，结婚不生出个男孩，怎肯善罢甘休。我们能将农户生育人数，控制在二胎之内，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要达到一胎指标，实在困难重重。所以上面来人直接进村检查，总能查出几个超生户。这是实话实说。所以，各县、乡为了应付省市的生育大检查，往往在接待规格与方式上下功夫。一个检查组到乡检查一次，少说也得花2万元钱；省检查团到县里来检查一次，用掉10来万并不稀奇。检查团手持上方宝剑，个个是钦差大臣，你都得照应好，谁也得罪不起。
“名目繁多的大检查，年年搞，流弊甚多，举其大者有三：一是下级政府官员疲于应付，极大地妨碍日常的政务、事务工作。二是弄虚作假风气盛行，上面指标定得高，无法件件落实，只得虚应故事。三是增加下级政府财政负担，对我们这样的穷乡、县，更是雪上加霜。”
现年40余岁的乡人大主任是本乡人，家住山区，妻子务农，他本人在农忙时回家帮忙，故以他家作为个案，了解丘陵山地村民的生产及一般生活情况。
一、主任一家概况。
“全家五口，老母现年77岁，我本人43岁，妻子40岁，长子18岁，初中毕业后在家随母务农，次子17岁，在读初中。全家两个劳动力（我本人农忙回家），承包7亩耕地。其中沟平地只有0.7亩，其余为梁地坡地。不足全村耕地十分之一的沟平地，按户抓阄儿分配。我的运气好，抓到较大一块沟平地。”
二、土地、产量及自然灾害。
“在正常年景，一亩山梁地或山坡地的小麦能收三四百斤；沟平地能收五六百斤，甚至六七百斤。一亩梁坡地的玉米400来斤，红薯一二千斤；一亩沟平地的玉米五六百斤，红薯2 000斤以上。今年夏熟，我家6亩小麦，平均亩产350斤，共收2 000余斤。人均上缴公粮60斤（农负的夏熟部分），全家五口共缴300斤。所以，在正常年景下，一熟小麦基本上能维持全家一年口粮。今年秋，种1亩玉米，1亩红薯，4亩黄豆。因遭洪灾，2亩玉米绝收，4亩黄豆只收回点种子，幸而1亩红薯收1 500斤。
“1990年气候正常，可以说风调雨顺。1991年也还可以，只是秋熟稍受水、虫之灾，秋粮减产20%左右。1992年也还过得去。从1993年到1995年，我县连续三年遭受旱灾，尤以1995年为甚。1995年我家6亩小麦仅收五六百斤。秋季的4亩黄豆、2亩玉米，几乎颗粒无归，只收到近千斤红薯。今年倒是风调雨顺，夏秋产量比1990年还高些。这与今年全乡统一更换良种也有密切关系。
“总的说来，如遇正常年景，一熟小麦基本能维持全年口粮，秋熟可以卖钱。若稍遇水旱之灾，夏秋二熟能保全家口粮已属幸运。倘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只得靠政府救济或自己另谋其他生存之道了。”
三、普通村民的一日三餐。
“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萝卜、白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农闲吃红薯面条加馍，农忙吃小麦面条，不再加馍，在蔬菜淡季不吃菜。此地农民只种萝卜、白菜两种蔬菜，主要用于腌制咸菜。晚饭与早饭相似。面汤用料有玉米粉、小麦粉两种。总之，一年365日，每日三餐，小麦、玉米、红薯配合着吃。农户家吃得好坏，主要是小麦所占比例的高低，其次是吃炒菜的次数。炒菜也只是炒萝卜或白菜。村民没有买菜习惯。
“关于食油。这一带也种油菜，但仅极少农户种，因为产量太低。我一家五口，全年消费食油不过10来斤，且包括猪油在内。我是乡干部，有工资收入，尚且如此。这10余斤食油，主要用于逢年过节或招待来客，此时总要炒几个菜，炸点油饼。至于肉类，五口之家，全年消费20～40斤之间，大半集中在春节。平时，不来客，不吃肉。”
四、关于穿衣与居住状况。
“自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来，村民生活的衣、食、住三项，变化最快的是衣，其次是住，一日三餐的饮食结构几无变化，只是小麦消费有些提高。直到70年代，我们这一带农户纺纱织布还比较普遍。纺纱、织布、做衣、制鞋、补衣、补鞋还是农妇主要的家务活计。分田单干后，迅速减少，到90年代，我们村里只残留几台老式织布机了。如今只有少数农家闺女出嫁，自己织布做被单。这仅是一种传统习俗。绝大多数农民穿衣，如城里人一样，购买成衣：一是牢，二是便宜。再说农闲时，不少男子外出打工挣钱，家务及田间管理都落到妇女身上，她们也没有时间纺纱织布了。
“直到70年代，我乡村民绝大多数住在土坯房内，砖瓦结构的平房是从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过了10年的发展，约半数以上的农户陆续盖起了砖瓦平房，另不足半数的农户依然住土坯房。三间砖瓦平房，造价在1～1.2万元之间，若再加上配房与围墙，共约1.5～2万元之间。为了省钱，有不少农户利用旧土坯房作配房，围墙也就不建了。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盖新屋是为了替儿子娶亲。如今婚礼，行情看涨，结个婚，起码得花1万元，加上盖房需2万以上，逼着农民非得外出打工挣钱不可。”
五、农户收入状况。
“农户的收入，主要由三块构成：一是种植业，二是饲养业，三是外出打工。关于种植业，如前所说，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除去上缴地方政府的，只能填饱全家的肚子而已。家庭饲养业，主要是养猪。一般农户一年出栏一头猪。不多养几头主要是粮食问题。如有余粮，当然可多养几头。如有余钱，还可以购买饲料养猪，穷乡农民，哪有余粮余钱呢？饲养方法也十分传统，以粗饲料（如薯叶）为主，精饲养很少使用，故一年才能出栏。购进一头小猪15～20斤（每斤4.2元上下），到年末卖掉，可得500～700元，这是农户的重要货币收入。农民虽说养猪不赚钱，但相当于一个家庭小银行，把平时小钱积起来，到年末获得一整笔钱。
“山区丘陵地带的村民，还有养牛的习惯。养牛主要用于耕地，梁地坡地，零星小块地，还非得使用牛耕不可呢。所以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牛只是一种生产工具而不是饲养业。只有少数农户，养母牛生小牛出售。农户最普遍的是养鸡，或三五只或七八只，尤其是山区，来客买肉不易，故以鸡蛋招待客人。许多农户油盐酱醋钱，也是出于鸡或鸡蛋。
“外出打工，近几年来逐渐增多。相比之下，川地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远比山区农民高。山区闭塞，外面亲友关系少，所以外出打工起动较迟。远的跑到洛阳、西安，近的就在附近县城、乡镇。多半从事建筑，做泥水小工，也有搞运输的。外出打工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姑娘外出，父母不放心，除非有可靠的亲友介绍。农闲外出打工，农忙一般赶回来。在外打工半年或七八个月，一般能挣回1 500～2 000元，农村的住房建设，主要来源于这笔打工收入。”
一直谈到下午5时，秘书、司机催促我返回县城，于是起身与乡长、人大主任告辞。乡人大主任坚持要送我至门口，送行途中，他说：“你不辞劳苦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搞调查，这种精神令我敬佩。”接着他悄悄地向我“泄露”一些“计划生育大检查”的“内幕”情况：“每临省市计划生育检查团来我县检查计划生育，县四大班子全线出动，组成专门的接待办公室：下设情报组、生活组、汇报组与礼品组。情报组负责打听‘行情’（每次行情不一样），包括该次检查团的人员名单、行程及其他各县接待规格。生活组负责安排检查团的食宿与娱乐事项。汇报组负责各种汇报材料。礼品组负责采办食品、高级烟酒以及准备礼品、礼金。近几年来，接待规格的行情逐年看涨，因为各县相互攀比。从礼品发展到礼金，这是近两三年的事。县里送多少，我不太清楚。在乡镇，这一年，给检查组一般成员每人500元，主要负责人是2 000元。省、市检查团来县一次，得花掉10万来元。乡镇级检查，每次得花2万余元。省到县每年一次，市到县每年两次，总共三次。落到乡镇级检查，每年四五次。光计划生育检查，县、乡额外支出就高得惊人。再加上其他各种大检查，实在令县、乡不胜重负。检查评比，本来是为了推动工作，如今变成接待规格大评比。党政腐败到这等地步，实在令人痛心。问题更在于，谁都知道这样做不好，但陷在里面的人，都不得不这样做。谁不这样做，谁准得被亮黄牌。我心里犹豫很久，想来还得把此事告诉你。但你写调查报告时，千万不要说是我提供的情况。”临别，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表示：“千万请放心，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受访者。再次谢谢，谢澍你的真诚与支持！”
小车疾驰在雨雪交加的回程路上，我的心纷然如飘雪，久久难以平静。我震惊于这个故事，更震惊于故事陈述者的惊恐忧虑的神情，虽然这个故事已不陌生。
这片曾经灿烂过的土地上，如今差不多成了穷山恶水。在这片贫瘠多灾的大地上，挤压着过多的人口。在这群为温饱而奋斗的村民头上，顶着一个高能耗低效率且日趋庞大的四级地方机构。这个机构犹如陷入泥坑的车，虽然在各种指令与检查的督责下高速运转，只是徒损器件与徒耗汽油而已，并未向前迈出有效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