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正值麦忙时节，占用村民的白天工作时间来搞我们的访谈，于心不安。访谈只能在晚饭后的一段时间内进行。早饭后，汤氏夫妇下地干活，汤小平陪我再到村里转转，看到谁家有人，就进去看看，稍坐片刻，略谈几句。对于村民一般生活状况，只看不谈，也能了解十之七八。
一、关于村民住房。
住房的结构与内部陈设最能反映各农户的富裕程度。在盛行面子观念的村落文化中，最能体现面子的莫过于庭院住房的结构了。所以，村民情愿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也要将住房建成村内的“体面标准”。青年农民不辞辛劳，外出打工，翻建新房恐怕是一个主要动力，虽然盖房竞争的背后是娶妻结婚。改革开放以后，各村的住房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这是村落内各农户贫富分化的反映，也是贫富分化的一种象征。
我们依据建材与结构将村民住房区分为若干代：土坯草房为第一代，外砖内坯瓦顶为第二代，砖瓦结构的平房为第三代，砖瓦水泥结构的二层楼房或新式平房为第四代，别墅式的小楼房为第五代。汤庄自然村约四五百户人家，各代住房的比例大体如下：第一代住房占1/10强，第二代住房近4/10，第三代约占5/10；全村楼房只有两栋。从室内的家具来看，中老年之家，除了床、桌之外，拥有箱、柜的并不普遍。黑白电视的拥有率很低。近几年成家的青年之家，往往拥有较齐全的家具，且有电视。多数农户之家将全家衣物挂在室内的一根长绳上，或堆放在床之一角。据村民说，该村在60年代以前，以第一代住房为主，直到70年代初，逐渐向第二代住房过渡。到80年代中，开始向第三代住房发展。村内仅有的两栋楼房是1995年、1996年初盖的。
从村内各类住房的比例便可以看出，该村经济收入的重心，依然是种植业，其次是饲养业。非农收入不多，且不普遍。基本上是以填饱肚子为目的的生存经济，贫富分化不大。
关于村民住房，还需谈及“建材”与“建造”的“自给自足”程度问题。在该村，建材的自给率甚高：建房所需木材，依然自给自足，第三代住房的用砖，自打土坯自烧制。在村前村后，我们看到好几座村民烧制砖块的土窑。我们走访楼房的户主，他说，底层的砖是从窑厂购买的，二层的砖是自己烧制的：“自己烧的砖，硬度低，只能放在上面。”该户主替杞县一私人老板开车，每月有800元到1 000元，农忙时回家。在该村，他已算是富裕户了。如今建房，大多搞承包——包给乡村建筑工程队，“这样既省事，也省钱”，村民这样说。
二、关于吃穿。
村民把能“常年吃白馍”视作“吃好了”，虽然在我们看来只是“吃饱”而已。主食从红薯等杂粮，转移到小麦，对这一带村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对此他们已十分满意了。我们走访了十来户农家，餐桌上往往只有一碗咸菜，好一点的有一两盘凉盘菜，几乎没有看到炒菜与肉。
该村人均耕地2亩略多一点，但包括宅基地。若除去宅基地，人均不足二亩。这一带小麦亩产，在500斤左右，人均全年小麦有1 000斤，吃饱一般没有问题。村民一致抱怨：“小麦上交得太多太重了”，去年人均上交236斤，几占农户全年小麦的24%。（这是以物质形式上交的全年农负之一部分）。另有两类农户连“吃饱”还成问题：一是缺少劳力与资金的困难户。他们的小麦亩产明显低于全村一般产量。这些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的农户与其他农户承担的农负是一样的。他们并不能“常年吃白馍”，通常需秋粮（玉米、红薯）的补充，方能“吃饱”。这样的农户在汤庄有一二十户。一是近六年来结婚生子又无法分得承包地的农民。（该村自1988年土地调整以来，没有重新调整过。）
据村民说，六七十年代，这一带村民还保存着纺纱织布的老习惯。纺纱、织布、纳鞋、补衣是农妇的一项重要家务事。到80年代中期，织布机基本上退出农户。村内穿土布衣服的村民已看不见了。但用土布制成的床单、床被还能看到。汤某家的衣柜里，就藏有三四匹土布。他说：“土布可是个好东西，只是太费时间。”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化纤产品的迅速发展，坚实而廉价的化纤驱逐了农村社会内的织布机及其土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亿万群众的穿衣问题。如今，在贫困的乡村，几乎看不到穿打布丁衣服的人。村里青年男女所穿的与城里同龄人差不多。
三、村“代销店”里的一席对话。
路经一家小杂货铺，见内有三四位村民在闲聊，于是与汤小平入店购物，参与他们的聊天。不久，又来了三四位村民，先东拉西扯谈了一会，然后转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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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村民生活怎么样？”一位村民说：“比过去好多了。”“好在什么地方呢？”“吃饱穿暖了”，另一个说：“如今比过去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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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民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其中一个村民说：“农民负担太重”，大家似乎都同意他的说法。“农民负担怎么个重法？”他们说：“去年夏粮人均上缴236斤，秋粮缴款，人均四五十元。光这两项人均就得上缴250元左右，还要出劳动义务工。农村用电，也越来越贵，如今每度电要一元多。”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如今学费越来越贵，还让不让农民的子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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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民最痛恨的是什么？”他们很快对这一问题作出一致反应：“乡、村干部太腐败了。”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乡村干部腐败呢？”其中一个说：“怎么不知道呢！县、乡干部以检查工作为名，经常坐着轿车到乡里、村里大吃大喝。一个村一年被吃掉几万，甚至十几万并不稀奇。他们不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钱吗？”他们所指的干部腐败，主要指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公款吃喝行为。一位年长的村民说：“如今中央政策是好的，但一到下面，就给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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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经过一番议论，形成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看法：“如今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一是没钱治病，医疗费用实在太贵了。二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一旦病倒，谁来种地。
在中原各地乡村，问同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相同的回答。
这些村民，仍然把私人杂货铺叫做“代销店”，把乡政府叫做“公社”，把村委称为“大队”，把各项农负称为“皇粮”，亦有称“公粮”的。“当官的”与“当干部的”则并行使用。
这样的杂货店，汤庄有四五家，规模很小。主要是低价烟酒，还有一些日用杂货。种类既少，档次又低。“俺村农民穷，买不起档次稍高一点的东西”，我问小店主，每月能赚多少钱，他说赚不了几个钱。
下午，汤某请来村会计与第八村民组长，调查该村民组76户农户的家庭人口，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兼业状况。会计与组长一听说是调查家庭人口，立即警觉与不安起来，表现出十分为难的样子，问汤老师：“会不会出事情？这材料是派什么用处的？”经汤老师和我的多方解释，仍疑虑未消。最后，汤老师对他们说：“这一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本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情况，不要你们提供各农户的姓名，材料只供教学科研之用，决不上报。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来找我算账。你们是我的亲戚，我怎会害你们呢？”话说到这个分上，组长才稍稍放心。当调查到一半时，会计与组长又狐疑起来，所以当调查到第四十户时，我便中止了调查。我知道他们害怕的原因：怕我们是上级部门派来调查超生与“黑孩子”的。这对农户来说，意味着巨额的超生罚款，实在非同小可。
一、该40户，全部是纯农户。这就是说，除了种植业与家庭饲养业的收入外，很少有其他收入来源。我问村会计与组长，你们组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守着几亩土地过穷日子，而不向外谋求赚钱的机会呢？他们说：“外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盲目出去未必赚得了钱，反而把家里的农业给耽误了。两头只能顾上一头。在村里，守着农业，图个温饱是没有大问题的，若盲目外出，很可能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捞不着。”接着村会计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去年末，听人说新疆各建筑工程队缺小工，每月能挣800到1 000元钱。今年初，我村有三个男青年跑到新疆去，也真的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并不按月照发，而是每月只发100多元的伙食费，等工程完工后再结算。然而工程完工后，工程队或拖延结算时间，或不能如数付给。今年麦收前，三人要回家收麦，结果只有一人借得200元钱回家，其余二人因无钱返家，至今还滞留在新疆呢，这不两头都落空吗？”
二、在40户中，超生一胎的家庭占56%。我们将夫妇年龄在49岁以下的家庭，称为育龄期家庭。在40户中，育龄期夫妇共29对。除去其中两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共27对。我们以1986年为界划定是否超生标准：1986年及以后所生，且1986年前已生一人或一人以上者，为超生，或1986年及1986年后进入生育期，且生2胎，或2胎以上者，为超生。按此标准，在27对夫妇中，有15对夫妇超生一胎，超生率为56%。在组长所提供的资料中，没有超生2胎的农户，是否有隐瞒未报的“黑孩子”，我们不便追问，不得而知。从我们这两天走访农户闲谈中所得信息来推测，拥有四五百农户的汤庄自然村，隐瞒未报的“黑孩子”至少有三五十人。
看来超生比例的高低或与该地纯农户比例高低密切相关。因为此类贫困且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内，人丁兴旺依然是家庭势力的大小及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在此类村内，单纯地使用高额罚款的办法，似乎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超生行为，相反会导致如下两个结果：一是形成一批无户籍的“黑孩子”，从而使农村人口统计严重失实，且这批“黑孩子”将来会遇到求学、求职方面的诸多困难。二是巨额罚款成为农户经济永陷贫困的一个直接原因。不少纯农户的土地收入，除了缴纳沉重的农负与同样沉重的超生罚款外，能填饱全家肚皮已算不错，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与医疗费用。总之，罚的是父母，受害的却主要是不该出生，然而已经出生了的孩子，而孩子总是无辜的。单纯罚款，对地方政府来说，既省事，又得利，然副作用实在太大。
三、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在40户中，有3个妻子来自甘肃、湖北贫困山区。2个来自甘肃：一个现年43岁，痴呆；一个现年25岁，严重瘸腿。1名来自湖北，现年28岁，患精神病。类似情况，在汤庄自然村范围内还有多例。在各村内，都有若干男青年沦为婚配竞争的失败者。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底薄，父母无力为儿子提供娶妻所必备的物质条件，二是本人体弱智低，无力替自己创造当地风俗所认可的必备物质条件。（在公社时期，成分差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人口流动受到严格控制的过去，这些人一般被挤出婚配，成为“光棍”。改革开放后，这些在本地找不到配偶的男子往往从更贫困的地区寻找痴呆残缺者为妻。我们在开封县任庄调查时，发现两起这样的实例，该村竟多至七八起。由此而组成的家庭，必然是全村最贫困的家庭。可以想象，父母的财富、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综合贫困，大部分将由其子女继承下去。
我不知道是否应将上述现象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为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计，社会是否应该阻止精神病患者进入婚姻与生育？在土地承包、各顾其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否在教育与医疗费用方面给予此类家庭的孩子们一定的帮助与照顾。这类家庭的贫困，不仅是绝对的贫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绝望的贫困。
晚饭后，汤某陪同我们访一农户，计算全年收支状况。
受访户主39岁，初中文化程度，妻子40岁，小学文化程度。生二子：长子15岁，读初一；次子10岁，上小学四年级。全家两个全劳动力，农忙时节，二子放假，帮父母做些辅助农活。
全家四人，共承包土地8.398亩，其中宅基地0.4亩。耕地约8亩，分成4块，集中于汤庄村后。“这几年村里盖房子，村边界逐渐逼近我家耕地。耕地的南边、东边都有树木，挡住阳光，很是影响产量。”去年夏麦种8亩，平均每亩才350斤（汤某插话：村里的一般亩产500斤左右），共收2 800斤麦。（每百斤82元计，夏粮总产值2 296元。）浇水用电、农药化肥，种子、机耕等项费用约980元，每亩平均122.5元。与其他农户差不多。8亩夏粮的纯收入只有1 316元。每亩仅164.5元。
秋收：2亩玉米，共收650斤，只相当于全村平均亩产的一半。产量如此之低的原因，户主解释说，是玉米种子质量有问题，是商贩上门推销的种子，“村里有不少农民上当受骗”。去年玉米每百斤市价65元。2亩玉米总产值422.5元。浇水、耕地、种子、化肥等项支出共102.5元。2亩玉米的纯收入320元。种5亩棉花，共收皮棉300余斤。每百斤765元，总产值2 295元。（汤某说，他去年的棉花产量，每亩平均七八十斤，在全村算是比较高的。）耕地、浇水、农药、化肥共计795元，其中农药占500元。“如今棉虫越来越难治了。”这对夫妇忧心忡忡地说。5亩棉花纯收入1 500元，每亩平均300元。另种1亩大豆，只收到100斤。问其大豆亩产低下的原因，这位农妇说：“去年倒霉事都给我们碰上啦，原来大豆长得好好的，一阵怪风刮来，给刮倒了。”去年大豆市价，每百斤85元，（户主说，大豆成本低，已计入棉花成本内了。）这样，去年秋收的总产值2 802.5元，总投入897.5元，总纯收入1 905元，平均每亩238元。
去年的饲养业，只养了一头牛。“家里剩余的麦秆，棉子饼，差不多刚好喂一头牛。”卖得860元。户主说：“前几年县上号召农户养牛，说是养牛羊可致富。前几年每头牛可卖得1 500元。这二三年牛价下跌，每头在800元到1 000元之间。”
除上述收入之外，该农户别无其他收入来源。问户主在农闲时为什么不外出打工挣钱，他的心身皆感劳累的妻子说：“俺俩没材料。”意思是没有挣钱的本事。又说，“家里的农活，一年到头也没少干，辛辛苦苦，可收成总比别人低。俺几次向队里提出换换承包地。队里说，中央有文件，承包地一定30年不变，就是不让换，难道一辈子让我们种这种孬地？”
该农户1995年全年的纯收入是4 081元。
去年的家庭总支出。一是农民负担：夏麦人均上缴236斤，全家四人，共缴纳944斤，以每百斤82元计，共774元。秋粮直接缴款，人均41.62元，共上缴款项164.8元。修路误工，人均7元，计28元。全年全家农负总额966.8元，占全年纯收入的24%。我问户主：“农民负担中包括哪些项目？每一项目各占多少粮钱？”他说：“不知道。”又问：“为什么不到村会计处问问清楚呢？”他说：“别人都不去问。”二是两个孩子的学杂费。长子读初中，去年共缴390元，次子念小学，全年144元，共计534元，占全年纯收入的13.1%。三是吃用开支。这对夫妇说：“全年吃用开销，那怎么算得清楚，反正全年的粮食刚够吃，很少拿出去卖钱。农民嘛，一年辛辛苦苦，还不是为了填饱个肚皮。”我说：“先把好算的算起来。”户主唯一的嗜好是抽烟，烟瘾很大，每天差不多抽两包劣质烟，每包0.50元，全年360元。一年三大节日，总要吃得好点，加上节日间人情往来，粗粗估计，需要花300元。此两项共计660元，占全年纯收入的16%。
上述三项支出，占全年纯收入的53%。余下的确实只够填饱肚皮了。8亩夏麦共收2 800斤，上缴944斤，剩余1 856斤。加上2亩玉米650斤，共计2 505斤，差不多刚够全家四人的食用。
三间坯砖合一的瓦房，另加一间用作厨房的配屋，那是户主结婚时盖的。用土坯垒成的围墙内，有两棵树，一口手压式水井，还养着一头牛，没有养猪与鸡。“牛吃麦秆，猪要吃粮食，哪有粮食喂猪。”这是他对没养猪的说明。三间无间隔的住房内，放着两张床，一张方桌，若干矮凳。一绳衣物，一些简陋的农具以及刚收上来的十数袋麦子，别无其他长物。这家农户的全年收入，一部分被地方政府所无偿征取，一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一部分用于维持生存，即用于维护农户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他们再也无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与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了。
调查结束，已是深夜11点。天突然下起雨来，窗外一片漆黑。他家没有雨具，也没有手电筒，我们只得冒雨摸黑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