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 廉政与过五关
上午8时至10时半，给开封市党校近百名学员作题为“廉政与过五关”的报告，历时2个半小时的讲话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会后，不少学员围着我，或提些问题请我解答，或谈报告给予他们的感受。一位在市检察机关工作的干部说：“一些平时感觉到的问题，经你一说，现在变得清晰明白了。我在市检查部门工作，经常收到群众匿名举报，一旦立案，说情者不断。举报立案情况通过无形的私人关系而传到被举报者那里，被举报者又通过老上级、老部门、老同学、老朋友等等编织起来的人情关系网络伸入到我们检察部门，致使我们的立案检查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情况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理应按照公务所要求、所规定的行为规则办事，但作为一名亲情关系网络中的村民，又习惯于按照血缘亲疏与感情深浅作出有差别的不同处理。这两种行为原则交织在一起，且往往是人情关系战胜公务关系，从而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内在原因。把源于村落的人情关系从政治法律过程中逐渐排除出去，确实是中国地方政治现代化的中心内容之一。”并建议我在方便的时候，给市政法系统的干部单独作一次学术报告。
一位来自某县政法委的干部说：“从河南情况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职权依然是个人及其家属身份等级及社会地位的象征，如同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财富固然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但富有者的社会地位与声誉决不能与政治权力地位相比较。在你们上海，一些有才能有雄心的人，大量流向工商界，或流向美国，或进入学术圈。但在我们内地，一切有才能有雄心的人，主要还是向各级党政部门挤。官场的地位大大高于商场。”
在回宿舍休息的路上，碰到三位学员（一位县检查局干部，一位县委办主任，一位乡党委书记），说刚才一路上讨论我的报告，对他们很有启发。只是有一点疑惑：为什么不把引发腐败的政治体制方面原因说得更坦率更透彻一点？我表示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县检查局的干部说：“在我看来，党政腐败是主要根源，村落人情文化与市场经济只是次要原因。或说，前者是内因，后两者是外因。在中国，政权是从属于党权的，在党的垂直领导系统内，设立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且从属于同级党委的领导，这种监督机制，对党政腐败行为，最多隔靴搔痒，但决不可能抓到痛处。”县委办主任说：“我们实行的政治体制，不是像西方民主政治那样，相互制衡，总难真正解决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不受监督的专制集权，总有自我扩张的强劲趋势。”
我一边听着他们的议论，一边暗自吃惊。我之所以感到吃惊，倒不在于他们所说的这些观点，而是这些观点由他们说出来。他们是内地党政基层官员，这说明，这些曾被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并不单纯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在内地党政内部也有广泛的市场。专政党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党政腐败现象消解到人民可以谅解的程度，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倘使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怀疑。然而，西方式的民主制是否是治理政治腐败的一帖灵丹妙药呢？看看印度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下午2时，永成帮我去找前天晚上参加座谈会的三位乡镇党委书记，准备商量到他们乡镇去考察调查事宜。半小时后，永成回来说，他们三人上午听完报告后就回各自的乡镇去了。我困惑不解地说：“明明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考察的，怎么突然变卦，不辞而别了呢？”永成说：“他们的邀请，或是一时的激动，事后变卦，或是怕‘惹是生非’。这些官员，谈时可能很激动，一旦考虑到他们头上的乌纱帽，就变得格外小心谨慎起来了。这样吧，某县某乡的党委书记是我的学生，私交也不错，我陪同你去调查，他是不会拒绝的。”于是挂长途电话到该乡，果然表示欢迎。遂决定明晨出发去调查。
这一阶段，重点调查乡镇一级的党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