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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四 全隋文卷二〇
李諤《上書正文體》。按諤歷事齊、周，此書亦重修周太祖、蘇綽欲革文弊之故事，而充類加厲耳。《周書·蘇綽傳》言綽《大誥》後，羣臣“文筆皆依此體”，然《史通·雜説》中曰：“蘇綽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延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禀其規”；則所“革”者限於官書、公文，非一切 “文筆”，《周書》未覈。徵之見存詔令，惟魏恭帝元年太祖命盧辨作《誥》諭公卿、三年禪位周孝閔帝《詔》、孝閔帝元年登極《詔》稍“依”《大誥》體，明帝武成元年五月《詔》已作六朝慣體，去大統十一年頒《大誥》時不及十五年也。柳蚪存文雖無麗藻，仍尚比偶，觀其論史官《疏》可知；《周書》本傳云：“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則於文體復古早持異議。《周書·王褒、庾信傳·論》：“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北史·文苑傳·序》同）；蓋得情實，“矯枉非適時之用”即柳蚪所謂“時有今古”爾。《隋書·文學傳·序》：“高祖初統萬幾，每念斵彫爲朴，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又即李諤《書》所云：“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外州遠縣，仍踵敝風。” 隋文此詔未見，想其欲繼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故諤《書》首節痛斥魏、晉、齊、梁之詩賦。然欲平天下而未齊家，普詔州縣而不嚴庭訓，隋文兩子即篤嗜“淫麗”而不少悛者。《隋書·魏澹傳》：“廢太子勇命澹註庾信集”，《柳䛒傳》：“初［晉］王［煬帝］屬文，效庾信體。”睫在眼前固不見歟。諤覩文帝“遏止”“華綺”，其效未廣，遂請勒司搜訪，欲以憲綱制裁代藝苑别裁。《舊唐書·薛登傳》上疏極稱李諤此書，且曰：“帝納李諤之策。……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諤《書》曰：“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與曹植《與楊德祖書》言“設天網以該”作者，相映成趣；蓋揚搉文詞而齊之以刑，脅之以威，逕恃法網、戒尺爲珊瑚網、玉尺矣。然火攻下策，不特終隋之世，“文體”未“正”，即唐與隋代興，齊梁遺風，繩繼不改。《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風俗好尚，繫在時君，不在人臣，明矣。” 宋人尤反復言之；如歐陽修《居士集》卷四一《蘇氏文集序》：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卷一三八《隋太平寺碑》、《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又卷一四〇《唐元次山銘》諸跋尾皆歎“文章至陳、隋”，其“弊”已“極”，而唐興以“積習之勢”，不能“驟革”；《續通鑑長編》熙寧九年五月癸西神宗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徐、庾爲文”；《困學紀聞》卷一四載鄭獬曰：“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詞之溺人也！”；蘇轍《欒城後集》卷二三《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至曰：“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柳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甚前矣。”柳冕謂文弊未革，責在君而不在相，上有好則下必甚，特不敢指斥本朝祖宗耳。然周之太祖、隋之高祖非無意於改革文弊，其成效僅如彼；而韓、柳“文顯”之時，唐之君若相未嘗欲遠追周、隋兩祖之軌躅，李商隱《韓碑》所稱 “聖相”之裴度，曾《寄李翱書》深不以韓愈“矯時世之文”爲然，切戒“今之作者，當大爲防焉”（《全唐文》卷五三八）。唐太宗“學徐庾爲文”，見譏於宋神宗；而奉太宗敕撰《周書》之史臣於《庾信傳·論》中却訶信爲“詞賦罪人”，是亦病“徐庾之弊”也。何景明《何大復先生集》卷三二《與李空同論詩書》： “文靡於隋，韓力振之”，乃不知有任、沈，無論徐、庾，一若文至隋而弊者，前“七子”之空疎矜誕多類此。蓋周、隋至唐，知 “五代餘習”之須革，初非一人而亦非一朝一夕矣。心知之而力不能及之，望道而未之見，見矣而未之至，識非而勿克示是以樹典範、易風尚。官府教令、私家論議，胥如紙上談兵、腹空説食而已。嘗試論之，亦姑妄言之。文如蘇綽，固不足矯“徐庾之弊”，即如陳子昂、蕭穎士、獨孤及、李華、元結輩，尚未堪與王勃、駱賓王、張説等爭出手。必得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其人者，庶乎生面别開，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見異思遷而復見賢思齊，初無待於君上之提倡、談士之勸掖也。倘不獲韓、柳，而僅有李觀、吕温、樊宗師之徒，則“古文”之“顯”未可保耳。又如五季文敝，石晉之馬胤孫已復“學韓愈爲文章”（《新五代史·雜傳》第四三）；宋初穆修、柳開奮然以起衰革敝自任，石介《怪説》以楊億“浮華纂組”之文與“釋老之爲怪”並舉而醜詆之，而所作皆無足動衆開宗；即蘇舜欽、尹洙亦如五穀不熟、畫虎未成。及夫歐陽修斐然爲之先，王安石、蘇洵、蘇軾卓爾爲之後，乃能蔚成風會，取徐鉉、楊億之體而代焉。《莊子· 庚桑楚》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此之謂乎！或許李諤爲唐人“古文”擁帚清道，固迂遠而闊事情，又取此《書》與梁裴子野《雕蟲論》齊稱，亦擬不於倫。裴所重在作詩而不在文，且祇陳流弊，未籌方策；李則昌言“棄絶華綺”，“職當糾察”。拿破侖主法國時，嘗以文學不盛而申斥内務部長；使李所請見諸施行，“公私文翰”，概歸“憲司”，“外州遠縣”，“普加搜訪”，御史臺而主轄詞館文林，搜幽剔隱，無遠勿屆，便略同拿破侖之内務部矣。
Lettre à J. -J. de Cambacérès，le 21 nov. 1806.
